简介：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将一直处于秘密隐晦状态的“技术侦查”措施规定在刑事诉讼法中，是本次刑诉法修改的亮点之一。但是由于草案设计关于“技术侦查”的条文过于原则化，缺乏可操作性，对某些实质性问题并未进行改动与变革，显示出“宜粗不宜细”的立法倾向。这不仅不利于特殊侦查的法治化，甚至有可能会为侦查机关违法侦查提供保护。在分析条文内容存在缺陷的基础上提出完善建议，并认为，提高刑事诉讼法再修改方案的完整性和科学性是十分必要的。

简介：刑事诉讼确证方式的外在性决定了出庭作证主体事实上的一致性,即出庭作证主体同处于证人地位。受传统立法惯性影响,新《刑事诉讼法》对出庭作证主体进行了规范上的区别,使出庭作证主体在诉讼权利、义务、作证方式、制裁措施与出庭例外方式上表现出较大的差异,造成了事实与规范之间的冲突。从体系性与层次性制度构建出发,遵循诉讼主体出庭作证应然平等性原则,构建完善的出庭作证制度,是直接言辞原则的要求,亦契合新《刑事诉讼法》进一步加强对抗式诉讼模式的发展趋向,利于刑事诉讼目的的实现。

简介：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首次对警察出庭作证作出了规定，这对于完善证人制度、推进庭审方式的改革、培育警察的法治精神、完善我国的证据制度具有重要意义。由于该规定还很简单，有必要考察和借鉴域外警察出庭作证的做法在程序和证据两个方面作进一步的完善。

简介：《刑法修正案(八)》第39条的规定,在刑法第264条盗窃罪中"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盗窃的"基础上,增加了"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三种行为类型。修正案更加严密了法网,加大了对盗窃行为的打击力度。为了使修正案能够正确实施,文章对盗窃罪增加的行为类型中所涉及的"户"、"凶器"、"扒窃"等相关词语的含义进行解读,并对相关的盗窃类型的法律适用提出自己的见解。

简介：2011年12月31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定将已经过人大常委会两次审议的刑诉法修正案草案提请2012年举行的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

简介：绑架行为一经完成，绑架罪就属于既遂，而不需要勒索财物行为的实施，更不需要勒索财物目的的实现，这是在绑架勒赎型犯罪之中学界的通说见解。尽管这一观点总体上是合理的，但是还需要细致的论证：在理论上，将绑架行为完成作为本罪的既遂标准需要确立若干的前提；在实践上，树立这一既遂标准也需要解决一些困惑。以刑法修正案七关于绑架罪的修改为参照，重新检视绑架罪的既遂标准，并且反思勒索行为完成说这种可能的学说的得失，使得通说的标准能够更为稳妥恰当，是本文的指向所在。

简介：《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是基于国内外客观形势和背景的变化下出台的,主要是为了解决刑诉法的可操作性、有效保障被追诉人诉讼权利和规范司法机关诉讼活动等问题。该修正案（草案）对于证据制度、强制措施、辩护制度和审判程序的改革和完善等方面做出了较大修改,有许多亮点;修正案（草案）的指导思想和基本理念、刑事诉讼一般制度和程序的设计以及特别程序的设置等方面有一定特色。然而,修正案（草案）对有些重要问题没有很好解决,有些规定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也存在问题,尚需对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证据制度与规则、强制措施、审判程序等加以进一步完善,并注意解决修正案形成过程中的技术问题。

简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能否达到预期目的，关键在于证据的合法性如何证明。根据立法规定，侦查人员或其他人员出庭“说明情况”是主要的证明方式，但这种证明方式在实践中可能使证明变为一种缺乏说服力的单方面“说明”，建议《草案》给予必要的完善。

简介：伴随着科技进步与工业发展,社会的生产规模日益扩大,行业存在的风险也与日俱增,一旦出现责任事故,其社会危害非常严重。以往的过失理论在重大责任事故中一般只追究直接责任人的刑事责任,地位较高者的刑事责任往往得不到追究,更不利于防范危害公共安全事故发生。基于此,日本刑法学界以"森永奶粉砒霜中毒案"为契机提出监督过失犯罪理论,后来德国的刑法学者深化了监督过失犯罪理论。监督过失犯罪属于司法实践中多发型犯罪,目前该理论已为中外司法实践部门所认可并运用于具体案件,彰显了刑法的正义性。运用监督过失犯罪理论追究地位较高、远离事故现场监督者的刑事责任,有利于减少危害公共安全事故的发生,对于惩治与预防过失犯罪、保障社会经济健康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简介：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颁布的两个证据规定,以及新近通过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中有关非法证据排除的相关规定,对于建立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以及完善刑事证据制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从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刑事司法领域的价值分析入手,结合新刑事诉讼法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的具体内容,从排除证据之范围、举证责任之分配以及排除程序之设置三方面进行详细论证,并对如何在司法实践中更好地落实和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提出建议。

简介：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确立了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完善了我国不起诉制度,扩张了检察机关的不起诉裁量权。从我国实践和理论层面对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研究出发,探讨该制度的概念以及性质定位,并对其诉讼构造进行了解析。着重对于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适用条件、考察机制以及确定力问题进行探讨。

简介：从类型学出发，刑事诉讼立法表现为对立的两种理想类型：一是价值导向性立法模式；二是技术性立法模式。《刑事诉讼法第二修正案》的修法活动实为一种类价值导向性的立法。其特征为：政策与法理短路相接导致法律内部的紧张与对立，进而造成致力于精确性和明晰性的立法技术在立法中的有限应用，乃至反向利用。最终致使《第二修正案》在形式、结构与内容上均存在明显的技术缺陷。欲对其予以弥补和完善，须从价值导向性立法转向技术性立法。

简介：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对证明标准的“确实、充分”作出了进一步的解释。这种努力方向值得肯定，但是，具体的表述有待商榷。在刑事诉讼法的条文中不宜使用“排除合理怀疑”这一表述。证明标准的多元化应当在条文中予以体现。死刑案件的定罪标准和普通刑事案件的定罪标准应当适用相同的证明标准。死刑案件涉及立即执行的不利被告的量刑情节应当坚持最高的证明标准“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简介：文章在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3]分析我国职务犯罪的现实情况基础上,指出了废除职务犯罪死刑正当性理由。同时,从主客观两方面对目前我国废除有关职务犯罪死刑存在的现实困境进行剖析。最后,针对我国废除职务犯罪死刑提出构想和建议。

简介：2012年初，《刑事诉讼法》修正案正式通过，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在我国刑事诉讼程序中获得正式确认。但修正案中就附条件不起诉制度仅做了原则性规定，尚需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细则予以规范。文章试图对附条件不起诉制度中的考察制度进行探讨，通过与德国、日本、美国、我国台湾地区等近似制度的比较分析，从考察的主体、内容、期限、配套机制及处理结果等方面，大胆提出考察制度架构的设想，以为在实践中规范适用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提出建议。

简介：证据法定形式，就是人们常说的证据种类，是指法律所规定的按照一定标准区分的表现证据内容的各种形式。它是证据内容的法定载体，是各种证据规则的规制对象，同时，它既是证据查证属实的工具，又是审查核实证据的着眼点和着力点。草案的制作者没有充分认识到证据法定形式的功能，导致草案第47条关于证据法定形式的规定，不仅没有解决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在证据法定形式上存在的问题，而且使本已杂乱的种类列举更加无序。正确把握不同证据法定形式的区分依据，合理列举证据法定形式，对于完善我国证据立法，促进诉讼公正，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简介：目前,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已经对外公布并即将实施,该修正案总体上体现了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兼顾、公正优先兼顾效率的修法精神。实践中任意搜查、扣押,超期羁押,刑讯逼供等恶劣行迹时有发生,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突破口在于实现刑事诉讼程序的正当化,将正当程序的理念切实引入到刑事诉讼法及其实施中,才能从根本上克服司法实践中的一些不良现象,更有效地维护被追诉人的人身权、财产权及其他程序性权利。

简介：我国2010年公布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的规定》和2011年8月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基本确定了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此规定与我国司法实践的要求还有一段距离,和西方法治国家的先进制度还有一定差距。如我国法律规定的非法获取言词证据的手段过于简单、缺乏对搜查扣押的司法监督措施、律师介入侦查阶段监督非法取证行为的障碍重重。为构建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应将"不得强迫自证其罪"中的"强迫"列入非法获取言词证据的手段,由检察机关签发搜查令和扣押令,在易发生非法取证的侦查阶段引入律师介入程序。

简介：＂检察建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中新近确立的一种检察监督方式,从法律规定应当科学、合理,以及适应检察监督实践的角度上看,对于这种新的检察监督方式,立法上除了应当明确其个案监督的性质、基本特征外,还应当从＂检察建议＂的适用条件与事项、＂检察建议＂程序上的强制力,以及赋予被建议方异议权等方面做必要的完善。

简介：《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第271条至273条专门规定了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但还存在适用案件范围过窄、适用程序条件不明确、考察机制不合理的缺陷。在司法实践中，社会调查报告制度、考察帮教机制、刑事和解制度、监督制约机制对于充分发挥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功能具有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