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论法制在我国市场经济秩序建设中的作用●四川轻化工学院经济法系杨汉国目前在关于市场经济与法制（治）的关系的讨论中，不少学者已提出了许多富有启发性的思想，本文从市场经济秩序的视角提出问题，分析了西方市场经济秩序理论的基本观点以及对待法制在市场经济秩序的形...

简介：<正>一、国际经济组织的发展国际经济组织的发展和国际经济秩序的形成与变化关系密切,大体上可分为两个阶段:战后形成国际经济秩序的阶段和主张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阶段。前一阶段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开始,延续到50年代末;后一阶段从60年初开始,一直发展到今天。经历了一场世界战争之后,欧洲列强精疲力竭,急需休养生息;美国国力大增,图谋主宰世界。建立起适应垄断资本发展需要的战后国际秩序,特别是国际经济秩序,已为势在必

简介：由于宏观暴力、金钱暴力和象征暴力这些压制性因素对法学学术交往的扭曲，法学学术批判和交流在很多情况下是很难达成合法性共识的，是无效的。学术交往有其自身的运作逻辑和规则，不同于政治领域的权力逻辑，因此，政治干预并不能在法学界制造合法性，而只会破坏合法性。根据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法学学术批判存在三个有效性维度：真实性、正确性和真诚性，而中国法学学术批判在这三个方面可能还存在着一些严重的问题。只有满足了这三个有效性维度，法学学术批判和交流才能不断地达成有效的短暂性共识，才能为法制改革提供知识支持。

简介：在现代行政合法性危机的背景下，传统的法律效力概念已不足以解释变化的现实。通过学理分析可以发现，传统的效力概念背后蕴藏着“正确性效力”和“权威性效力”两个维度。正确性效力只有有或无的区别，有正确性效力的规范应当得到服从；权威性效力可以在程度上区分大小，有权威性效力的规范应当得到尊重。另外，正确性可以区分为正义和拟制正确，权威性则包含理论权威与制度权威，制度权威又可分为绝对制度权威和相对制度权威。正确性效力背后的正确性是一种拟制的正确性，权威性效力背后的权威性则是理论权威与相对制度权威的结合。在正确性效力和权威性效力区分的理论框架之下，对于规则的司法审查应建立起先正确性效力后权威性效力的审查方式。

简介：我同意“科学是现代社会的中轴和现代社会进步的强大驱动力，它深刻地影响人类的生产、生活乃至人生，塑造人类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这样的判断，不过要把“进步”二字改为“演化”，因为进步二字似乎表达的是科学对于社会的影响只有正面的价值。这是不够的，事实上，科学演化对于社会的影响，不只有正面也有负面的后果。科学演化至今，已经与技术、资本、权力结合得非常紧密，成为当代社会的座架，这倒是不争的事实。

简介：“大一统”是中国古代王朝政治统治遵循的目标。从秦汉至清朝在民族政治上历代王朝都坚持“守在四夷”、“因俗而治”的治边思想。中国古代的民族秩序，体现出一统与自治相结合的特点。历代中央王朝为实现“大一统”推行的民族政策，以及“大一统”思想下的民族自治，其思想根源与儒家传统一脉相承。

简介：转型时期中国社会呈现高风险状态。在民众中确立新的共同价值观和实现社会治理模式的规则之治是风险控制与秩序重建的两个基点。能动司法的出现回应了转型时期风险控制、秩序重建的需要,因而获得高度的政治合法性。＂能动＂应有之意包括：通过裁判确立风险社会的法治信念,重建社会共享价值体系;通过始终如一的适用法律,实现社会治理模式向规则之治转型;完善民众参与司法机制,让司法成为第一块＂公共领域＂。能动司法应当建立在对司法的本质属性与时代使命的准确把握基础上,在政治功能与审判职能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和平衡。

简介：在今天行政理念不断变迁过程中，行政机关作为最具有权威性、实力最强大并担负着供给社会所需要的公共产品义务的组织，在践行服务型、人本型、法治型、绩效型、有限型、透明型等行政理念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在实践中，行政不作为现象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行政相对人诉行政主体不作为的案件与日俱增。但是，由于行政不作为本身具有违法性、隐蔽性、危害性等特点，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行政不作为现象尚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

简介：从法理学视野看，旅游法的存在必须满足三个标准；旅游法的本体论证明是其现实存在的前提；成熟有效的旅游法的生成和发展应当是在充分发现和尊重旅游行为的自然特征的基础上所形成的公共秩序规制和规范；旅游法应以旅游现象和活动的自然秩序、经济理性、法律规范秩序的综合关系为研究对象，因而对旅游法规范体系效力的评估应当是对其自然效力、经济效力和规范效力的综合效力体系的判断。

简介：司法对于解决纠纷维护社会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转型中国遭遇的许多案件使得法院难以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判决,进而导致更多的社会危机,这是追求确定性的法律在社会变动时期所遭遇的难题。社会变迁所带来的高风险无法用已有的法律来化解,形式理性法及其推崇者所追求的那种确定性无法实现。在类似＂许云鹤案＂这样的情形中,公平责任在分担这种风险时极有可能瓦解这个社会,带来社会团结的悖论。保持司法适度的克制,同时加大法律共同体与社会大众之间的协商,是解决这一难题的可能选择,也是司法在构建现代化治理体系中所要采取的基本态度。

简介：文章分别对警察权和公民权加以诠释。分析了警察权与公民权既统一又冲突的关系,从警察权源自公民权、保障公民权、服从公民权需要、接受公民权监督等,归纳了二者统一的实质;从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秩序价值与自由价值、自由裁量与权益评判、执法权威与消极对抗等矛盾,归纳了二者冲突的表征。论述了探求并实践警察权与公民权平衡的对策,包括树立执法为民思想和人权保障理念、提高法律意识和完善法律规制、以程序公正原则提升警察权的正当性和公信力、切实维护警察执法权威和执法权益等。

简介：

简介：收容遣送制度的废止和救助管理办法的建立并没有完全解决许多城市所面临的流浪乞讨问题，因而当今中国各大城市仍然需要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理这一问题。本文从美国对相关问题的宪政经验出发，探讨地方立法所必须遵循的宪法学原则。和美国类似，中国宪法虽然没有提到乞讨或露宿的权利，但也规定了和这类问题相关的公民基本权利。结合中国和美国的相关宪政经验，本文认为政府并不是绝对不可对乞讨和露宿行为进行限制，而是必须保证这些限制符合宪法的基本要求。第一，它们所针对的是行为，而不是流浪者或乞丐身份。第二，政府只有在具备合法的公共利益的情况下才能限制这些行为。第三，有关规定不得为执法人员提供不受控制的自由裁量权。最后，要实现自由与秩序的平衡，必须建立独立的宪法解释机构，通过司法过程界定公民权利与地方权力的边界。

简介：作者论述了西方法学家的国际经济法学说,国际经济法概念、本质、特殊性及现行国际经济秩序法所发挥的作用,着重阐明了国际货币基金协定、世界银行协定、关税及贸易总协定。这三个法律文件,建立了世界范围的现行国际经济秩序,它是为工业发达国家谋利益的国际经济法体系。从国际经济现象看,许多发展中国家把自己的原料、能源、农副产品卖给工业化国家,换取外汇,买回工业化国家的工业品;工业化国家则买进原料、能源、制成工业品卖给发展中国家,并用卖得的钱,购买它所需的原料,能源,制造工业品。如此往复循环,它使发达国家的物质财富越来越丰富,而使发展中国家的物质财富越来越匮乏。我们应该很好地研究国际经济法,弄清它的哪些规定对我们是有利的,哪些规定是有害的,趋利避害,并制订对策性的涉外经济立法,从而加速完成我国“四化”建设。

简介：中国古代社会的大一统秩序，是由政统、道统、法统、社统等四个子系统共构。而成的权威秩序。在此共构的大系统中，政统发挥着整合的功能，在整个权威秩序中居于主导地位；法统得到政统的支撑，体现道统的价值理念，在国家公共领域建立强制性的规范秩序，在社统区域维持最低限度的规范秩序。根据社会秩序各子系统的相互关系，法统可分为三个结构性区间：暗弱区，在秩序体系的上层区域，政统发挥主导作用，法统的规则不明确，发挥的功能弱小；强力区，在秩序体系的中间层，规则明确、功能强大；衰弱区，在秩序体系的下层，有规范而难以执行，法统功能越是靠近边缘区域越是衰弱。本文通过对中国古代社会权威秩序的解析，进而阐释中国古代法统与政统、道统、社统的共构机理，客观认识其内在合理性和局限性。

简介：本文运用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对当代中国法治秩序建构理论进行了反思,认为当前法治秩序建构理论的致命弱点在于主体维度的缺失;法治秩序建构的本质在于由传统的日常生活世界向非日常生活世界跃迁;当代日常生活作为传统法律文化的寓所对于法治秩序的建构形成巨大的阻滞与消解因素;日常生活批判对于法治秩序的建构具有根基性价值.进而提出重构当代法治秩序建构理论的设想,即建构一套以国家(政府)为动力,以社会为基础,以日常生活批判和深层文化启蒙为主体维度的国家·社会·日常生活批判三位一体的新的法治秩序建构理论.

简介：地方立法应关注有关开发项目的环境与社会效益，并在遵循上位法的前提下有针对性地在条文中予以规范和调整。通过借鉴国际金融公司环境和社会可持续性绩效标准，建立地方开发项目环境与社会效益评判指标，包括实体性指标和程序性指标，对提升地方立法的科学性具有重要意义。

简介：温州打火机反倾销的胜诉，是中国行业协会入世后组织中小企业积极应诉的第一例。目前我国的行业协会总体上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究竟在入世后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应该如何发展，是行业协会目前应该思考的问题。行业协会作为国际经济法的主体在国际经济关系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简介：公众安全感是指居民对社会治安状况的主观感受和评价，它反映了公众对犯罪的恐惧程度，也成为衡量和谐社会建设的一个重要指标。建立了我国公众安全感的评价指标体系，包括四个层次和四个系统。并为该指标的理论分析提出了主成分分析和聚类分析相结合的评价方法。

简介："法律与文学"是滥觞于美国的一种学术运动,近年来逐渐为国人所知晓,这多半归功于几年前译介过来的美国法学家波斯纳的《法律与文学》一书。[1]从文学的角度来研究法律的学者很多,但苏力的关注之所以特别引人注意,之所以能够获得一些有创见的成果,重要原因之一是他的分析采用的思想方法是异域的。其在七年前出版的《法律与文学:以中国传统戏剧为材料》一书,[2]又是他以"异域方法"来分析"本土资源"的积极尝试,期间、至今依然引起学术界的广泛讨论和争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