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目的探讨血液病患者合并侵袭性真菌病（IFD）的临床特点和治疗方法。方法回顾性分析我院血液科2008年2月2010年2月收治的12例血液病合并IFD患者的临床表现、影像学特征及治疗情况。结果12例患者中确诊（proven）1例、拟诊（probable）8例、疑似（possible）3例，分别给予氟康唑、两性霉素B脱氧胆酸盐、伊曲康唑121服胶囊或伏立康唑治疗，并同时予以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GCSF）升高白细胞。治疗后确诊组1例死亡、拟诊组8例死亡3例、完全缓解2例、部分缓解3例；疑似组3例中死亡、完全缓解及部分缓解各1例，总病死率为41．7％。结论血液病合并IFD病死率高，在治疗IFD的同时，应用G-CSF对于血液病患者有中性粒细胞减少症或粒细胞缺乏症者，及早配合抗真菌药物应用具有一定的临床价值。

简介：目的观察伏立康唑在治疗恶性血液病患者出现侵袭性曲霉病的疗效和安全性。方法选择2007年3月-2010年4月期间我院收治的血液病合并侵袭性曲霉病患者18例，所有患者均经CT检查和GM试验临床诊断，使用方法为：伏立康唑第1天400mg／次，12h静脉滴注，第2天起200mg／次，12h静脉滴注的方案治疗，并根据病情10～15d后改为口服维持治疗，剂量200mg，每天2次，疗程4～12周，根据临床疗效标准，综合评价该药物的疗效和安全性。结果18例患者使用伏立康唑治疗后总有效率为83．3％，平均退热时间为4．5d，与药物有关的不良反应发生率为16．7％，未见严重不良反应。结论伏立康唑口服和静脉给药均有很好的抗真菌活性，在临床上可作为侵袭性曲霉病的一线用药，或用于其他抗真菌药物治疗无效的补救治疗。

简介：目的了解血液科病房血培养分离病原菌的分布及其耐药现状。方法药敏试验采用纸片扩散法。用WHONET5.6软件进行数据分析。结果共分离出521株病原微生物,其中革兰阴性菌47.2%,革兰阳性菌45.7%,真菌7.1%。主要为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154株、大肠埃希菌88株、肺炎克雷伯菌51株、铜绿假单胞菌39株和肠球菌属34株。肺炎克雷伯菌和大肠埃希菌超广谱β内酰胺酶（ESBL）阳性率分别为40.4%和63.4%。大肠埃希菌对美罗培南、亚胺培南敏感率〉90%,对哌拉西林-他唑巴坦敏感率〉70%;肺炎克雷伯菌对美罗培南、亚胺培南敏感率〉85%,对左氧氟沙星、哌拉西林-他唑巴坦的头孢哌酮-舒巴坦的敏感率〉70%;铜绿假单胞菌对环丙沙星、妥布霉素敏感率〉90%,对左氧氟沙星、美罗培南、亚胺培南、哌拉西林-他唑巴坦、头孢吡肟、头孢哌酮-舒巴坦的敏感率均〉70%。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和肠球菌属对利奈唑胺、替考拉宁敏感率均〉90%。MRCNS检出率为82.5%。检出耐碳青霉烯类大肠埃希菌3株、肺炎克雷伯菌4株和耐万古霉素肠球菌8株。结论革兰阴性菌是血液病患者血流感染主要致病菌,常见革兰阴性菌对哌拉西林-他唑巴坦、美罗培南、亚胺培南较敏感,革兰阳性菌对利奈唑胺、替考拉宁较为敏感。这对临床经验性用药具有很大指导作用。

简介：侵袭性肺曲霉病（IPA）的快速诊断仍然存在挑战，作者等使用酶免疫方法检测支气管肺泡灌洗液（BALF）中半乳甘露聚糖（GM），以便该试验直接用于靶器官标本的检测。对99例高危血液系统疾病患者（其中58例患者为确诊或拟诊侵袭性肺曲霉病）使用酶免疫方法检测BALF中GM含量并分析其结果。

简介：目的检测血液分离肺炎克雷伯菌的高黏液（HM）表型、荚膜血清型及主要毒力基因,并测定其生物膜形成情况。方法收集血源性肺炎克雷伯菌82株,黏液丝试验检测HM表型。PCR筛查6种常见高毒力荚膜血清型（K1、K2、K5、K20、K54、K57）和7种常见毒力基因（rmpA、rmpA2、aerobactin、mrkD、iroN、magA、wcaG）,利用微孔板法检测生物膜的形成。毒力分数（毒力基因个数）组间比较采用秩和检验,率的组间比较采用卡方检验。结果82株血源性肺炎克雷伯菌中,黏液丝试验阳性占31.7%（26/82）,高毒力荚膜血清型菌株的阳性率为40.2%（33/82）,二者均阳性24株,阳性率为29.3%（24/82）,毒力分数的第50百分位数P50为2。HM表型与非HM表型菌株中高毒力荚膜血清型的检出率分别为92.3%（24/26）和16.1%（9/56）,毒力分数P50分别为5和1,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高毒力荚膜血清型菌株的毒力分数P50为5.5,高毒力荚膜血清型菌株中,K1/K2/K57型的毒力分数与K5/K20/K54型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HM表型菌株和非HM菌株形成生物膜的阳性率分别为50.0%（13/26）和73.2%（41/56）,二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高毒力荚膜血清型菌株形成生物膜的阳性率为60.6%（20/33）,不同高毒力荚膜血清型肺炎克雷伯菌中,K54菌株形成生物膜的能力最强,阳性率为6/8。结论致血流感染肺炎克雷伯菌存在多种强毒力和（或）生物膜阳性菌株,必须高度重视,避免广泛流行。

简介：目的探讨非粒细胞缺乏肺曲霉病患者血清Dectin-1检测的临床意义。方法收集非粒细胞缺乏的曲霉病患者22例（肺曲霉病组），健康体检者54例（对照组），留取血清，ELISA方法检测两组血清Dectin-1水平。分析Dectin-1水平与血清1，3-D葡聚糖抗原检测（G试验）、半乳甘露聚糖抗原检测（GM试验）和血白细胞计数的关系。结果肺曲霉病组血清Dectin-1水平为（427．2±42．6）pg／mL，对照组为（280．8±39．4）pg／m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Dectin-1水平与血白细胞计数、G试验、GM试验无相关性。结论在非粒细胞缺乏曲霉病患者血清中，Dectin-1水平明显增高，提示Dectin-1是重要的抗曲霉免疫分子。

简介：目的按照不同原发病及年龄分层统计、分析血液病患者血培养分离菌分布和药敏结果，为临床合理使用抗菌药物提供依据。方法对血液科2013年1月-2014年12月血培养标本的结果和患者的一般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共送检1695份血培养标本，阳性标本302份，阳性率为17．8％，分离到113株革兰阳性菌（37．4％），170株革兰阴性菌（56．3％），19株真菌（6.3％）。血培养阳性率最高的原发病是骨髓瘤（26．5％），其次是白血病（24．3％）。年龄分组中60～80岁患者血培养阳性率为17．9％，〈60岁阳性率为17．8％。血培养阳性标本中，革兰阳性菌阳性率最高的年龄段为60～80岁，阳性率为39．5％。革兰阳性菌中以葡萄球菌属居首，革兰阴性菌中肠杆菌科细菌最多。革兰阳性菌对万古霉素、替加环素有较高的敏感率，革兰阴性菌对亚胺培南、头孢替坦有较高的敏感率。葡萄球菌属和肠球菌属对青霉素G均有较高耐药率。结论1695份血液科患者血培养阳性标本分析显示革兰阴性菌，尤其是大肠埃希菌在血流感染中占多数。血培养分离菌对常见抗菌药物耐药率较高，而检出原发病最多为骨髓瘤；60～80岁患者比率最高。对不同原发病、年龄分层血培养分离菌的分布和敏感及耐药性进行分析，有助于指导临床合理用药。

简介：目的了解1999-2014年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血液和脑脊液等无菌体液中分离的金黄色葡萄球菌（金葡菌）对临床常用抗菌药物的敏感性及其毒力基因检测。方法采用琼脂稀释法测定万古霉素等抗菌药物对临床分离金葡菌的最低抑菌浓度（MIC）；采用聚合酶链反应（PCR）法检测MRSA的耐药基因mecA、mecC及其毒力基因PVL和sasX。结果258株金葡菌中MRSA菌株占54．3％（140／258），MSSA占45．7％（118／258），血液、脑脊液和胸腹水等无菌体液中MRSA的检出率由1999-2002年的71．9％逐年下降至2011-2014年的43．7％。药敏试验结果显示：MRSA对多数受试抗菌药物的耐药率均高于MSSA。MSSA对受试抗菌药仍然十分敏感，细菌耐药率除青霉素外，均≤11％。β内酰胺类（除青霉素外）对MSSA的MIC90值均≤1mg／L。未发现对万古霉素、替考拉宁和利奈唑胺耐药株。90株临床分离的MRSAmecA基因阳性检出率为100％，未检测到mecC基因；sasX基因的阳性检出率为46．7％，未检测到PVL基因。sasX阳性的MRSA和sasX阴性的MRSA菌株对β内酰胺类抗生素、磷霉素和左氧氟沙星均高度耐药，但sasX阳性MRSA菌株对阿米卡星和甲氧苄啶一磺胺甲噁唑的耐药率均高于sasX阴性的MRSA菌株。结论MRSA对临床多数抗菌药物耐药，为临床合理应用抗菌药物，应重视和加强对金葡菌中MRSA的监测。

简介：目的对上海地区接受国家免费抗病毒初始治疗艾滋病患者各种治疗药物更换的时间、原因及例次频率进行研究，从而比较各种药物的耐受性的差异。方法回顾性分析1154例接受抗反转录病毒治疗（ART）艾滋病患者初始治疗方案中每种药物在开始使用后的不同时间段内被更换的最常见原因以及发生更换的例次频率。结果启动ART后的3个月内更换治疗药物的原因以奈韦拉平（NVP）导致的严重皮疹、依非韦伦（EFV）导致的严重皮疹和齐多夫定（AZT）导致的中性粒细胞（ANC）〈0．75×10^9／L为主。随着治疗时间的延长因AZT导致的严重贫血、NVP导致的肝毒性更换药物的患者增多。治疗超过1年后患者更换药物的原因多集中于司他夫定（d4T）所致的外周神经损害、脂肪萎缩、血脂异常以及发生治疗失败。因各种原因更换药物共352例次，其中严重的药物不良反应为302例次（26．17％），治疗失败为50例次（4．33％）。d4T治疗满1年后因血脂异常、脂肪萎缩及治疗失败发生更换药物的例次频率逐渐增加；AZT的更换原因主要为重度骨髓抑制，发生的时间主要集中在开始ART后的6个月内；EFV更换的例次较少；NVP更换主要原因为严重皮疹和3级以上肝毒性，在开始治疗后的1个月内发生频率较高。结论在ART过程中，患者接受治疗的时间长短不同，发生的药物不良反应也不相同。部分药物不良反应发生的时间范围较大。不良反应仍是影响患者依从性、抗病毒疗效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