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在资源环境约束下,改善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是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实现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以一个改进的三部门内生增长模型为基础,通过构建金融资源扭曲度与全要素生产率关系的非线性动态面板回归模型,探究金融资源错置对全要素生产率带来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结果显示,金融资源错置并不一定完全导致全要素生产率的减损,这取决于本地经济发展状况;在我国,金融资源错置通过直接效应引致全要素生产率减损0.8021%,并分别通过对人力资本市场、外商直接投资市场和对外贸易市场产生抑制作用,间接带来全要素生产率的减损,减损度分别为-0.3240%、0.6335%、0.1220%。
简介:通过采用陈诗一[1]估算的中国两位数工业行业数据和WorldBank[2]提出的就业创造和增长分解工具,本文对中国两位数工业行业内是否存在无就业增长的问题进行了检验,并通过分解分析对可能的原因进行了探索.结论显示:(1)中国两位数工业行业总体上存在无就业增长的情形,但结构上具有行业差异.(2)劳均产出变化解释了中国工业两位数行业增加值80.94%的总体增长率,是劳均产业增加值的变动的决定性因素.(3)劳动者供给数量变动和跨部门配置对劳均产出增长分别具有11.05%和7.79%的解释力,但就业岗位在此过程中却逆向减少9.74%.提升劳动者技术能力,继续推动劳动力市场的完善,以及减少劳动力配置的制度障碍,是有效平衡劳动生产率提升和劳动就业岗位创造的可行路径.
简介:文章构建了一个包含最低工资标准与企业家能力的创业选择模型,并提出理论假设,从理论上考察了最低工资标准与企业家能力对创业的影响。进一步,采用2011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各地区最低工资标准数据,通过构建计量模型就最低工资标准对创业的影响进行了测算与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最低工资标准所带来的劳动力成本效应显著抑制了各地区的创业活力,这一创业抑制效应不仅表现在对创业倾向的影响上,而且体现在对创业规模的抑制效应上。研究结果同样表明:最低工资对创业的抑制效应对于不同的创业行业与创业类型具有显著的差异性,对于服务业项目的创业与创立企业、合伙企业的创业类型的创业活动具有更强的抑制效应。
简介:外包作为一种组织和治理的方式,已经成为经济波动的重要来源。本文提供了一个关于外包与经济波动关系的分析框架和理论假说,利用中国2000--200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在采用带有Driscoll—Kraay标准误的固定效应估计方法等稳健性回归之后,发现外包对经济波动的效应显著为正,并且可以通过出口和进口两种渠道造成经济波动。进一步,本文发现小企业、外资企业和低技术行业的比重越高,外包造成的经济波动就越大。此外,本文还发现外包冲击造成经济波动的机制表现为,主要是通过增加既有企业生产和就业的波动性——密度边际波动——实现的;而不是通过增加企业数的波动性——扩展边际波动——实现的。
简介:医疗保险在增加医疗服务可及性的同时,也可能导致被保险人降低其在出险前防范疾病风险的投入,从而导致经济学理论中的“事前道德风险”(ex-antemoralhazard)。本文利用2000—2009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数据,采用基准模型、工具变量模型和一阶差分模型,首次全面考察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中的事前道德风险问题。结果表明,在控制参保行为的内生性后,新农合的参与显著改变了个体的生活方式,提高了其吸烟、饮酒、久坐、摄入高热量食物等不健康行为的倾向,并引致体重超重概率的增加。在此基础上,我们对新农合及配套制度的改革提供了政策建议。
简介:本文基于2000-2006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数据库的匹配数据,实证检验劳动报酬与出口产品质量的关系,进一步在Melitz-Polance分解的基础上,探讨提高员工劳动报酬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间接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提高劳动报酬对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有着重要影响。平均而言,员工超额劳动报酬每提升1%,则出口产品质量将提升0.341%-0.474%。第二,提高劳动报酬的重点在于非国有企业,而国有企业员工超额劳动报酬的提升未能有效促进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第三,提高员工劳动报酬可以通过影响企业自身成长和资源配置效率改善间接提升出口产品质量。本文的结论为理解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如何合理提高员工劳动报酬找到另一条识别路径——通过提升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惠及一个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