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公正是当下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组成。在西方,自柏拉图至罗尔斯,均立足于人性自私,将关于它的理论侧重于制度设计。中国的公正思想则是道德自律主义的,朱熹首创式地实现了它的心本哲理化,具体在他解释程颐以公正解释《论语》的"惟仁者能好人能恶人"章时。朱熹用公体正用解程子的公正,体现了其将公正哲理化;以无私心解释公字,以好恶当于理解释正字,则体现了其公正思想的心本指向。朱熹的公正思想离不开其时代土壤:邢昺、刘畅、陈祥道、郑汝谐、张栻等的对"能好人能恶人"章的解释已包含他公正思想的因子;程门之学则是其源头。朱熹的心本哲理化的公正思想,在元点和意义生成上由阳明所完成:元点是"良知"(心体);意义生成上则是"致良知"(格物)。当下作为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公正,应是整合中西的道德自律和制度设计相辅相成、互为表里的公正。
简介:王阳明的心路历程可分为两个阶段,即以龙场悟道为时间坐标,前期主要是从方法进入本体,自己如何证道悟道;后期则是从本体开出方法,旁助他人证道悟道。"良知说"学说作为晚年的思想总结,即体即用,即用即体,本体与工夫打成一片。具体分析,约有四个层面:(一)"良知"(良知本体);(二)"致良知"(良知实践);(三)"良知教"(良知教育);(四)良知学说(良知理论)。四个方面上下贯通,内外一体,环环相扣,构成了一个全面系统的整体结构。也就是说,在阳明的思想系统中,"良知"既是社会实践不可或缺的道德活泉,也是天道流行发用意义上的宇宙本体,是一切价值产生最深层、最根本的源泉。"致良知"则是道德实践场域的开显与实现,一方面要即用见体,不断化除私欲造成的良知昏蔽现象,彻底证入良知本体,一方面又要依体起用,将良知本体之用扩而充之,使天下万事万物均呈显出价值与意义,最终将良知之知转化为良知之行。至于"良知教"显然是人间道德拯救活动的展开与落实,是"下学上达"的生命实践活动的具体指导,根本的原则当为本体与工夫的一致、形上与形下的统一,从而重返生命存在的固有真实。人类的社会实践及其价值的真实到场当然需要理论形态的总结与升华,因而"良知说"既要强调良知的本体论意义,以确保人类道德实践活动形上根源的永不枯竭,也要重视良知的实践论价值,以防止形上本体与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区隔,亦即无论本体论与工夫论,心性论与实践论,都必须上下、内外一起打通,同时纳入诚意、正心、致知、格物等一系列工夫系统,形成一个有体有用圆融究竟的理论系统,统合为足以安顿人的精神生命的广袤实践场域。
简介:<正>虽然就历史而言,文学批评早已存在,但直到十九世纪,它还只是一种兴之所至的非正式写作形式,在这种写作中,人们仅仅考虑随时发表一些议论,它还没有成为一个专业或者一门学科。今天,人们则有充分理由认为,“二十世纪是批评的世纪”,正象雷内·韦勒克为《二十世纪世界文学百科全书》撰写的《文学批评》辞条所概括的:“人们把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称为‘批评的时代’,不过二十世纪才真正当得起这一称号。不但数量甚为可观的批评遗产已为我们接受,而且文学批评也具有某种新的自觉意识,并获得了远比从前重要的社会地位。”韦勒克所说的自觉意识,应该被理解为文学
简介:针对文学理论的效用问题存在的误区,本文认为,文学理论并不指导文学创作,也没有必要一定与当下文学现状密切联系。文学理论的指涉对象主要是半理论形态的文学批评和文学史。文学理论价值剩余是指相对于他指性功能的自证性特点,这是文学理论体系保持相对稳定的重心。在此意义上,即便文学真的消亡了,文学理论仅仅作为一种思想文化的人文科学,也有存在的必要与可能,这将是文学理论最后的退身之地。所以,文学理论的价值剩余的概念的提出,将有利于对文学理论效用的全面理解和对“危机论”的解答。并且本文断言:在相当一段历史时期,去文学性的文化研究,与经典化的文学理论两种价值取向,将在悖立中相互质疑、砥砺,从而构成学术生态的张力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