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摘要:阳明两大弟子钱德洪、王畿对四句教颇持歧解,后人因此持续对“无善无恶”进行若干辩论。黄宗羲较支持钱德洪,牟宗三则倾向于王畿。然考察《传习录》,另有一组渐顿、本体工夫的对比,即阳明“心即理”与朱熹“格物穷理”之说,而这其实才是阳明阐发良知学的基源问题。对照之下,钱德洪的理解显然近于此说,而较不契于阳明晚期以无善无恶说良知的说法。同时,阳明的良知除了心性本体之外,另有存有本体的意义。从对“恶”的处理来看,两者之间显见差异。从心性本体而言,恶的来源是外在的、后天的。但从存有本体而言,就不能说另有外来的障蔽;于是,恶便成为自身的异化。对此一问题,阳明本身并未有解,牟先生则藉由《大乘起信论》“依于一心有二门”的理论模型说解之。不过,我们认为《大乘起信论》之说与“无善无恶是谓至善”并不相同。同时,再比对钱、王之说,二人虽也有“心无一善”的说法,但前者乃是指“不心外求理”,后者则是指“空洞无一物”,显然对良知本体的理解颇不相侔。准此可知,阳明的良知教当有前后期之差异,而后期在道德之外,明显另具佛、道二家超越善恶、超越道德之意义。
简介:牟宗三认为即便是“开阔、弘通”如船山者,尚不能转出“民主政治”的新外王,此即为船山政治思想的“局限性”。笔者认为,牟先生这一评价,是把西方政治哲学中作为政体形式之一的“民主制”看作儒家有无政道的评判准则,如此限制了关于政体形式的讨论类型,致使无法同情地理解“圣君贤相”这一混合君主制、贵族制的“儒家”式政体形式,同时对民主制本身之弊端也缺乏必要的分析。另一方面,牟先生希望在王船山注重事功的基础之上再“稍进一步”,转出“民主政治”,应该说这个创见可以弥补儒家政治思想中“公民政治主体”缺位的不足,在儒家关于政体形式的探讨中,确实缺少对民主政体形式的关注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