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敦煌本文选注》的断代上限可划至武德三年到七年之间,下限可划至贞观年间,可能是现存最早的《文选》注本;《敦煌本文选注》多有常识性错误、体例随意,应属於大众知识份子的普及性注本;以《敦煌本文选注》为起点的佚名注综合研究有助於解决佚名注的研究争议,重绘唐代的选学图景;《敦煌本文选注》可以证明:一,在俄藏敦煌φ242号《文选注》的断代问题上,“撮钞”说可能难以成立;二,俄藏敦煌φ9242号《文选注》不是曹宪的《文选音义》,而是大众知识份子的普及性注本;三,《文选钞》的着者可能不是公孙罗;四,唐代的选学发展应由精英+经典和大众+普及这两部分交互发展而成。
简介:卫所是明朝主要的军事制度,明中后期开始"民化"。入清以后,清政府逐步对其进行改制和裁并。学界对清代卫所制度的研究著述颇丰,但现有研究多集中于区域性的局部探讨或个案层面的微观分析,缺乏全国层面与贯穿整个清代的宏观研究以及整体的理论概括。对于清代卫所裁并府厅州县的数量统计及具体卫所的列举上,虽然也有一些先行研究成果,但这些研究大多集中于少数几个史料记载比较丰富的区域和时段,重复研究较多,而对于其他一些卫所裁并资料相对欠缺的地区和时段则少有问津。因而从全国范围和整体角度来看,这些数量统计都不彻底和完整。未来,需要更多的宏观研究,通过研究清朝裁并卫所的整个过程,分析中央与地方对待卫所裁并的不同态度,探讨其对于清朝的行政区划、行政管理、财政税收、屯田经济、文化教育、边疆发展和民族融合等产生的影响,评价其整体的意义。
简介:<正>《楚辞·九歌》是一组意象清新、情致深婉、语言优美的诗篇,凡读《九歌》者,无不被它的巨大艺术魅力所打动,所惊服。但同时也为围绕着它的许多问题所困惑。例如关于《九歌》的文体,就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问题。历来楚辞研究者,一般均承认《九歌》与楚国的宗教祭祀有关,但对《九歌》文体的性质缺少明确、一致的说法。通常认为,《九歌》是供祭祀典礼用的祭歌。虽然有民间祭歌说和郊祭歌说的不同,但都认为是“祭歌”这是一致的。所谓祭歌,就是供祭祀典礼上演唱的歌词。如最早注楚辞的王逸,他在《楚辞章句·九歌叙》中说:“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屈原放逐,窜伏其域,怀忧苦毒,愁思沸郁,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为作《九歌》之曲。”这就是说,《九歌》原是楚地民间“乐
简介:1935年11月,中共中央颁布《西北中央局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对"陕北肃反"进行处理,认为"陕北肃反"是"必要的"和"正确的"。这使"肃反"受难幸存者继续遭受政治歧视和组织排挤,造成"陕北肃反"长期存在争论。延安整风期间,中共中央领导召开西北高干会重新审查"陕北肃反"问题,出台《中共中央关于一九三五年陕北(包括陕甘边及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指出"陕北肃反"不仅"完全错误",而且是"革命的罪恶",处理了对"肃反"负有重要责任的朱理治、郭洪涛等人。但是,西北高干会并未能平息当事人关于"肃反"的争论。七大后,中共中央又召开西北历史座谈会重申和再次肯定西北高干会关于"陕北肃反"的结论。"高饶事件"后,西北高干会关于"陕北肃反"结论受到冲击。随后,中共中央对"陕北肃反"结论做了修订,减轻了朱理治、郭洪涛等人在"肃反"中的个人责任。"文革"后,"陕北肃反"争论再次爆发。1983年,在"五人小组"的主持下,通过《五人小组对于解决西北历史争论问题的分析和方针》,进一步解决了"陕北肃反"存在争议的具体问题,基本上肯定了西北高干会关于"肃反"的定性和主要结论。纵观从西北高干会到中共中央"五人小组"历时近半个世纪处理"陕北肃反"的历史,虽然在某些具体问题上,"陕北肃反"相关当事人和研究者等至今仍然存在一些分歧,但从总体上看中共中央对"肃反"的处理结论已经越来越接近历史真相。"陕北肃反"长期存在争论与中共党内不同时期现实政治斗争,尤其和高岗问题有密切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