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我们今天正在遭遇一个微时代，微时代催生了微文化，微文化促发了微民主。我们知道，社会政治的变化有时是由一些看似简单的技术变革所引发的。有研究指出，如果电报早一些发明出来，可能第一次世界大战就不会爆发。

简介：<正>薛邑与徐州,是战国中晚期比较有名的两个地方。前者是齐田婴及其子孟尝君田文的封地,后者为齐威王与魏惠王相会并互致王号的所在,也是楚威王七年大败齐师的战场。长久以来,人们一般认为:薛邑、徐州实为一地,是同一城邑的不同名称。但若核查汉代以前的文献记载就会发现,这种说法是有问题的。战国时期关于徐州的记载,大约有四项,即:一、齐威王23年(前334)“与魏会徐州,诸侯

简介：祭孔乐舞是迄今为止中国仅存的雅乐舞,而《韶乐》又是中国历代王朝所尊崇的雅乐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这两者在我国雅乐发展历史中同样担当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根据艺术发展的规律,任何艺术的新生作品都必须或必然是建立在继承文化传统的基础之上,祭孔乐舞的诞生虽然远离《韶乐》流传盛行的西周,但是,《韶乐》的内容和形式却深深影响着中国历代雅乐的制作和发展。作为中国雅乐分支的孔庙乐舞,对《韶乐》的传承也必定有历史的必然和血脉的联系。因此毋庸置疑,现存的祭孔乐舞成为当下我们寻找古《韶乐》历史面貌的主要甚至是唯一的实物资料。而通过研究发现,两者之间不仅有关而且渊源久矣。

简介：在晚清的历史社会空间,革命话语日益膨胀.后经卢梭及思想的刺激,革命变得"浪漫化",革命的内涵出现单一化、绝对化.这是在社会危机压制下激进化心态的泛化,是由社会阶层的对抗、两极化思维模式促成行动的极端化以及公共舆论的推波助澜等因素促成的.它一方面使社会处于亢奋状态,从而激发了民众的乐观主义精神与意志主义;另一方面却增加社会发展的成本,提高政治现代化的代价,使社会缺乏长期的合作、妥协与宽容精神,出现认同危机等.在晚清的革命话语中,卢梭试图为社会建构"政权规则"的思想被抛弃了.

简介：吃菜事魔是南宋普遍存在的一种民间宗教团体。吃菜事魔所涵摄的思维方式已经渗透到理学文化术语中去，成为理学思想建构的主要设计思路。朱熹围绕“道心”“人心”，“天理”“人欲”之辨而展开的论证与南宋吃菜事魔教派所隐含的摩尼教教理在致思路径上有一定的可比性。南宋反理学者以“吃莱事魔”为口实对朱熹学说及其学派的攻击，将其比作“吃菜事魔”群体，也是出于两者在形式上的相近性。理学群体在某些方面所表现的异于主流社会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做派，给予攻击者口实。朱熹本人对吃菜事魔这种底层精神景观持一种严厉的排斥态度。他最关心的是这些团体集会的精神动因以及终极诉求，当他发现吃菜事魔者是儒家生活理念的异类的时候，他的反对态度是决绝的。

简介：<正>1937年10月初至11月初,日本侵略军为图谋太原,占领山西,发动了忻口战役。日军的进攻,遭到了第二战区以卫立煌为指挥官的总计15个军兵力的猛烈抵抗,给日军以重创。这一仗,打乱了日军迅速占领华北的整个部署,造成了华北战场的有利形势,在

简介：朱熹是否为《正蒙》写过注解，在学界存在争议。那么，现行所谓《正蒙》朱熹注解从何而来，便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我们通过考察《正蒙》朱熹注之源流，对朱熹是否为张载《正蒙》作过注解予以解答。朱熹在解说《正蒙》的基础上，批判地继承了张载的思想，那么，朱熹对张载思想的继承如何？我们对此做了初步探讨。

简介：以贤能治国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视为儒家的政治理念。儒家对贤与能既作了不同定位，又关注其统一。较之政治领域中的体制、程序，贤能更多地与人的内在品格、能力相关联。与此相联系，肯定贤能在政治实践中的作用，对于避免仅仅将政治的运作限定于体制、程序等形式的层面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当然，贤能作为个体性的品格和能力，其作用本身无法完全与体制、规范、程序等相分离，贤能者本身之进入政治实践的领域以及对其可能产生的消极趋向的限定，也需要体制、程序等层面的担保。由此，实践主体层面的贤能与政治体制层面的程序系统并非彼此相斥。

简介：<正>中华民族文化(广义的华夏文化)是由多元的文化所组成的。这里所说的“多元”,据我的理解,一是指它包括多民族的文化,二是指它包括多地区的文化即包括多个不同的地区文化圈,三是指在每一地区文化圈内又是由以某个或某几个学术派别为表征的多个不同的文化源所组成的。整个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就是一个从多元走向一元的过程,这也就是时下学术界所称道的“多元一体”(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北京大学学报》1989年

简介：<正>一、隋与唐初统一形势对经学的推动和要求儒家经学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经历了一次大的转变,从现象上看,最显著的变化如皮锡瑞所说,经学从分立的时代进入了统一的时代,以孔颖达《五经正义》为标志,开始了经学统一最长的新时期。这种情况是经学自身演变的结果,更受到中国政治上重新统一的决定性

简介：<正>朱熹和他的先驱周敦颐·二程一样。出入释老,把佛道哲理输入儒学之中,铸造成新的儒学体系,从而真正实现了儒学独尊的梦想,统治中国社会达七百年之久。人们正确地指出,没有对佛学的吸收,就不会有宋明理学。但是在一般分析佛道二家在朱熹理学形成中的作用时,人们似乎比较偏重于佛学,而对道家道教哲学在朱熹理学形成中的地位作用,则限于一般的提及,而缺乏较细致的分析。本文仅就这一方面做一些拾遗补缺的工作。一宋代理学之所以能够独尊于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其主要原因之一在于它既保留了儒学热

简介：<正>医易学说研究的是易学哲理、方法论及象数思维模式对中医理论体系的影响。中医学产生于古代,在中医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易学的哲理及象数思维模式为中医学提供了立论的基础和框架,使中医学真正成为具有独特而完整理论体系的一门科学。这就是医易相通或医易同源的实质。近年来,从传统的思想方法来理解传统的医学

简介：儒学创造了发展的奇迹。儒学具有宗教性,却不是宗教,然而儒学持续发展了2500余年,积聚了难以穷尽其价值的学术资源与思想资源,足以媲美像佛教这类几乎与其同时产生的世界性宗教,而远胜于任何一家世俗性的思想学说。这堪称人类思想史上的奇迹、奇观。儒学之所以能够创造发展的奇迹,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儒学开拓出了一条传承与创新交互并用、合力推进的发展道路。

简介：人类的实践活动总是或多或少地伴随着风险。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风险社会风险的实质是人本身的风险，因为人是风险的制造者。但同时，由于风险的前因后果已经不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从而使责任的承担者很难或无法得到确认。这就导致了对风险后果负责的只能是“一般化的人”，而“一般化的人”往往意味着风险后果的无人负责，这也是风险产生的重要原因。

简介：本文认为,伊川易学的传统上溯到王弼是不够的;伊川易学"即事尽天理"之说,已经在宗教的层次上把握了的深义,可以追溯到马王堆易学的传统;与王弼易学不同的是,伊川易学在注重义理的同时,并没有尽黜象数,而是与马王堆易学一样,同时兼顾了卦画爻象的基本性质;比较伊川易学与帛书,使我们对宋易的来源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不仅宋易义理之学与帛书易学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宋易象数之学与帛书易学也有不容忽视的关系;在宋易来源的考察中,只有超越义理易学与象数易学的学派偏见,才有可能对此问题有真正的再认识:在宋学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宋代易学,其来源也许与马王堆帛书之学有密切的关系.

简介：<正>一、董学研究的先期阶段在最近四十年间,欧洲北美董学研究有着显著的进展,它是在两个学术阶段中展开的.从时间意义上看,其间已面世的研究成果数量相当可观:从方法论意义上看,学者们都从董仲舒著作的可信性入手展开研究.先期学术阶段始于本世纪中叶,一直延续到70年代,以几部中国哲学史的出版为表征.这几部哲学史包括对归于董仲舒的有限的选集内容的评价和翻译.这类著作中最出名的三部是德克·布德英译的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陈荣捷的《中国哲学史料集》和F.W.莫待英译的肖公权的《中国政治思想史》.最近,这类专门著作有本杰明·施瓦茨1985年出版的《古代中国思想界》.

简介：<正>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大陆,学术界对传统文化的讨论蓬勃展开并向纵深发展。相形之下,《易经》研究却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其发展的步子比较缓慢。一九八四年,我得知在武汉举办了第一次全国性的《易经》学术讨论会,心中甚为高兴,但当时未能参会。到了一九八六年底,我收到山东大学哲学系刘大钧教授来信,请

简介：在朱谦之的学术世界里，《文化哲学》的地位是他前期最后的学问顶点。（马列主义非受容时期1918～1949）①正如他所说的一样，哪怕只能活一天，也要为文化研究尽力，从这一点可见一斑。终其一生，他都带着谨慎在为文化研究执着地追求。他最大的宗旨在《文化哲学·序》里面有着如下的阐述，即：“通过文化的本质及对它的类型的说明，可以对宗教、哲学、科学、艺术等各种知识生活，从根本上进行研究。”再者，从文化的地理分布上分析，也可揭示中外文化关系和本国文化的新动向。渴望摸索对于未来世界的文化建设。最切合实际以及最急迫的意图是倡导“南方文化运动”②。他在《文化哲学》中提到文化理论，成为他此后一系列的文化巨著的理论基础。因此，如果对他的《文化哲学》没有很深的理解的话，就无法正确理解他的与文化有关著作和抗日战争时期的“南方文化运动”。

简介：一般认为,《孟子》一书直到五代后蜀时,后蜀主孟昶将其与诸经并列刻石,才始列为经书。到南宋,朱熹将其列入“四书”后,其地位更加提高。在此以前,《孟子》久夷于诸子。《汉书·艺文志》就将孟子列在“诸子略”中,视之为子书。但因孟子是“命世亚圣之大才”(赵歧《孟子题辞...

简介：本文依照文化比较的共时、对等原则,初步考察了中西义利思想的源流和同异。说明道义与功利的关系,不仅是中国历代学者长期思考、论争不止的重要问题,而且也是西方思想家们普遍关注的一个问题。中西方思想家大都力图从理论上解决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个体利益与群体利益、道德原则与经济利益的矛盾,以指导人们作出适当的价值选择,给社会需要以理论的满足。在古代,虽然中西方学者对于道义和功利内涵的理解有所不同,但他们大都强调精神生活的价值而贬斥物质生活的意义,都强调群体利益、道德原则高于个体利益、经济利益。因此,功利主义并不是西方古今相承的思想传统;重义轻利不仅是中国古代而且也是西方古代的传统思想。西方自文艺复兴开始,方打破了千百年来的思想传统,而中国则始终保持了传统的重义轻利思想;也就是从这时起,中西义利思想才迥然不同,呈现出根本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