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公诉策略是检察官经法律价值判断运用公诉权对犯罪嫌疑人追诉犯罪，为控制风险在对刑事案件提起公诉时，根据案件情况设计和采用的战略、战术。公诉策略为实现公诉权的价值追求提供解决办法，在公诉实务中意义重大。刑事诉讼法修订后，引入了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对公诉策略的选择和应用提出了新挑战也提供了新机遇，检察机关应积极应对，迎接挑战把握机遇，继承和发展公诉策略的优势，更好的完成刑事诉讼法打击犯罪的任务。

简介：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权利需求与法治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已经成为新时代中国法治建设领域新的主要矛盾,这一矛盾具体体现为：依法治国与深化改革之间的矛盾,国家法治发展统一性与区域法治差异性之间的矛盾。为化解这些矛盾,必须立足于当下中国民众的权利诉求进行社会资源的公正分配。

简介：由广东省法学会和广东省综治办联合举行的“预防和处置群体性事件理论与实践研讨会”于2006年11月30日在广州举行。广东省政协委员、广东省法学会副会长曾添贵，广东省委政法委副巡视员郑锦填，广东省司法厅副厅长杨日华等领导出席研讨会，来自省内法学界、法律界的专家学者共90多人参加了研讨。研讨会由广东省法学会专职副会长兼秘书长朱占同主持，曾添贵同志在会上作了讲话。会议共收到论文56篇。

简介：在不作为医疗过失案件中．因果关系的认定十分困难。倘若患者罹患的是本身治愈率较低的疾病，在诊疗过程中又遭遇到医生的过失（不作为）．最终导致了死亡或遗留下重大后遗症的严重后果．仅仅因为不能证明医生不作为与患者死亡或留下后遗症之间的因果关系而否定对患者的一切救济显失法律公平。日本最高裁判所针对此种情况．在平成12年判决中首次创设了“相当程度的可能性”侵害这一概念．在一定限度内对给“生存可能性”这样的法益所造成的侵害提供救济．随后又通过三个相关判例对该理论进行了拓展。关于“相当程度的可能性”究竟是一种法律所保护的利益还是因果关系证明的缓和在日本实务界与理论界尚存在争议。

简介：保险合同具有形式上公平而实质上并不公平的特质,决定了难以通过传统的合同解释理论来有效平衡占据优势地位的保险公司和处于弱势地位的投保人或被保险人之间的利益失衡。我国目前有些法院的司法实践应对是：通过疑义解释原则的扩张适用来对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提供有效救济。司法实践中这种疑义解释的嬗变背后,体现的其实是合理期待原则的法律理念,或者说与美国保险法上的合理期待原则殊途同归：突破形式正义的外衣,指向了实质正义的路径。

简介：法源是具备权威理由或实质理由的裁判依据，形成具备不同分量的法源位阶，分别指向依法裁判与正当裁判的目标。各法学流派依认定的法源不同而对“法”有着不同的理解，私法法源的社会理论基础是进化论理性主义与自生自发秩序，私法因包含阐明与未阐明两种正当行为规则而具有开放性特质。法源理论与民法方法论有勾连也有分工。罗马私法发展各阶段几乎涵盖后世知晓的所有法源形态，却最终衰退为法典编纂一种形式。《民法总则》第10条法源条款中的“法律”包含规范法源与准规范法源两大谱系以及具体规则与基本原则两种类型，“习惯”也应作弹性理解，习惯与习惯法只是程度差别。对于强制性规范、任意性规则、基本原则、习惯等多元法源，需要建构起一套司法适用的步骤与方法。

简介：林权流转是实现林业财富的关键所在。我国的集体林权流转始于上世纪90年代，但由于体制和观念等原因，流转并不充分。2003年开始的新一轮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中林权流转被列为一项重要的改革内容，各地纷纷制定了集体林地、林木流转的文件和措施，在不断的实践与总结中，我国的集体林权流转制度体系初步形成。从改革的成效看，林权流转制度的建立提高了人们投资林业的积极性，促进了集体林业的发展。但从实践情况看，尽管各地林权流转的基本制度体系和内容相似，但细节上仍存在很多差异。统一大市场的建立，需要相对统一的林权流转规范。

简介：江泽民总书记提出的“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集中体现了我党遵循历史发展规律的先进性。关注社会生产力、先进文化和人民群众的利益要求，并成为这三个方面的代表，是每一个共产党员奋斗的目标。中国政法大学校党委提出了要把“三个代表”的精神贯穿在高校的教学、科研和管理工作中去，

简介：一、绪论法律规范制定伊始,便需要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但由于文字的局限,条文本身并不能涵盖层出不穷的情形。法律条文规范化、抽象化的特点,使得法律在具体适用时离不开人们的解释,某种程度而言,法律的存在方式便在于解释。在中国传统法律对于律令解释的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律学传统。相比于西方罗马法发展中,法学家学说对于立法和司法实践的重大影响,〔1〕中国律学在长期的发展中,通过与司法的互动,对于司法实践也产生了重要影响。这种学术与实践互动的关系,对于了解传统法律文化的发展具有帮助,对于当下法律发展也有所裨益。

简介：法的国际化和本土化，是法律发展的基本规律，在法律发展演进中，不管有意还是无意，不管主动还是被动，法律后进国家在移植发达国家法律时，不可能不同时进行法的本土化工作。中国近代在移植法律的同时，也通过三个方面进行了法律的本土化：保存一些传统的法律理念、制度和原则；改造传统法律并与西方法律相融合；用西方的法治理念和原则指导中国的社会实践并将其纳入法律规范之中。

简介：公安民警射击训练的实际出发,利用"威氏"射击法,提高命中效果控制紧张情绪,解除心理压力,掌握据抢要领,打牢射击基础,克服外界影响,提高射击精度.

简介：广东经济和城市化的高速发展，导致了城中村的大量产生，城中村的治安问题也变得越来越复杂而尖锐，已经成为广东治安工作全局的重点和难点，只有突破这一难题，才能真正实现广东公安“建为民公安，保南粤平安”的目标。近年来在城中村比较集中的珠三角地区的广州、深圳、东莞等主要城市，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创新城中村治安综合治理的策略，论文针对这些经验作进一步地探讨和梳理，提出目前应对城中村治安问题应采取的主要策略。

简介：21世纪以来，南海周边有关国家在解决南沙群岛争端的依据、方式、思路及侵占行为方面采取了一些新的策略，我国应采取有针对性的对策来维护我国的岛屿权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并不是解决南沙群岛主权争端的依据，应依据历史事实及国际法来确认南沙群岛的主权；由于国际法院的判例对国际习惯的形成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国际海洋法法庭发表的咨询意见对我国也会产生影响，对此我国也应予以关注；南沙群岛争端只能由争端当事国解决，不能使该争端区域化及国际化；国家应制定海洋战略及明确的维权目标，积极采取行动，通过不断强化“硬实力”和“软实力”的方式来实现维护我国岛屿主权的目标。

简介：中国近代的革命运动始终与农村的土地问题联系在一起,孙中山在阐述其＂平均地权＂的土地思想时将解决农民问题看作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本文以中华民国广州军政府时期孙中山等人推动出台的《广东田土业佃保证章程》为考察对象,旨在从两个层面解读孙中山土地思想与法律实践的背离,并在此基础上,对孙中山土地思想与法律实践相背离的原因进行分析,而这些解读和分析将有助于进一步理解深受孙中山土地思想影响的国民党土地立法与实践。

简介：社会管理创新是能动司法的时代内涵。以能动司法视域下人民法院实践社会管理创新的职能定位为支撑，结合人民法院的司法实践，从人民法院内部管理和外部工作机制的创新探索人民法院实践社会管理创新的实现路径。

简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的本土化，需要一个充分的实证调研和理论论证过程。本选题选取刑事被害人权利保护理念、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认知程度、补偿的必要性与可行性、补偿制度建构和未来趋势等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的重点话题，通过信息收集、问卷调查、人员访谈等实证方法，对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民意认知、司法工作者态度进行摸底，并深入试点地区和单位进行实地调研，以为理性结论的得出提供重要的参考。

简介：<正>一九八二年宪法是新中国建国以来最好的一部宪法。它克服了一九七五年宪法所坚持和维护而一九七八年宪法仍未纠正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等极左错误的影响,规定“今后国家的根本任务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从而秉承和发展了一九五四年宪法关于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原则,标志着我国的民主宪政走向了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充分发挥国家主人翁的精神,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政治路线,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进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两个文明建设,使一九八二年宪法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贯彻实施,开创了我国民主宪

简介：既往审判管理呈现出管理基点的控制性、管理对象的复合性、管理过程的贯通性、管理方式的单一性与管理重心的偏颇性等特点,其运行处于由司法逻辑与行政逻辑高度混同、法院组织高度行政化的科层结构与地方法院竞争性的关系结构构成的复杂场域中。审判管理的诸多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其所决定。审判管理进一步改革必须着眼于破解其所处场域深层结构性要素的制约,充分利用新一轮司法改革形成的相关制度资源,从三个方面推进,即：明确区分司法逻辑与行政逻辑,防止行政逻辑在审判管理中越位;合理改造法院内部结构,推动审判管理从集权行政化管理向分权专业化管理转型;积极引导地方法院的竞争回归理性,摒除审判管理功利化的行为取向。

简介：我国现行由法院和税务机关共同行使税务强制执行权的双轨制模式是在税收立法、行政诉讼立法以及行政强制立法的不同阶段形成的,具有明显的时代性。税收立法和行政立法在税务强制执行权上的不协调,导致我国税务强制执行权在税收执法和税收司法实践中乱象频发。税收执法和税收司法的实践对我国税务强制执行权的完善提出了严峻的挑战。鉴于税务强制执行内容的异质性、法院在强制执行效率、执行队伍、执转破程序衔接上的明显优势以及强化税收司法、加强纳税人权利保护和构建和谐税收征纳关系的时代要求,《税收征管法》修订中应当确立由法院行使税务强制执行权的单一主体模式,在保留税务机关行使行政强制措施权力的同时,强化行政强制措施行使的程序性规定。

简介：在德国,因为债法改革使原来属于《德国民法典》第847条调整范畴的精神损害赔偿规则进入了法典总则的框架,所以尽管精神损害赔偿规则依据现第253条而被严格地限制了适用范围,但是财产侵害也可能因法律的特别规定或者约定等通过精神损害赔偿规则的适用而被救济。在我国,尽管《民法通则》和《侵权责任法》等并未明确拒绝精神损害赔偿规则在财害侵害领域的适用,但是以最高法院为主导的我国司法实践却对此予以严格的限制,它严格区分合同领域和侵权领域并确定精神损害赔偿规则的适用范围。由此导致的必然结果是,精神损害赔偿规则在财产侵害中的适用被原则性地排除掉了。两国法律实践在该领域内所表现出来的差异的原因在于,前者适用扩张解释的方法小心翼翼的在既有法律体系的逻辑框架内保持了法典对现实生活的适当开放并对受害人提供了充分的救济,而后者在适用限缩解释的方法时却未充分顾及既有法律体系的内在逻辑一致性。因此,即使从功能主义分析的立场出发从而发现两者在最终的调整结果上可能并不存在实质性的差异,然而结果的趋同性却不能说明违反法律体系内在逻辑的法律适用本身的正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