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货币体系演进的资源流动分析(2)

　　四　牙买加体系下的资源流动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采用了浮动汇率制度。这一全球浮动汇率体系被称之为“牙买加体系”。在牙买加体系之下，全球经济的波动幅度显著增强，货币危机和金融危机频仍。在这一时期内，东亚国家的经济增长、美国的新经济以及欧元的诞生是一些为数不多的亮点，而我们更多看到的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滞胀、日本“失去的10年”、拉美国家的积弱不振和债务危机以及东亚奇迹的破灭和美国新经济下的公司丑闻与经济衰退。可以说，牙买加体系本身就是一个不稳定的体系，这一体系对于世界经济的促进作用，相对而言还比不上前面两种国际货币体系。
牙买加体系下的中心-外围构架如图5所示。美元依旧在这一体系中占据着核心位置，而位于这一构架外围的是两类国家：一类是执行出口导向战略的国家(主要是东亚国家)，这些国家依然把美国作为最主要的出口市场，它们通过经常项目顺差积累了大量的美元储备，然后以购买美国国债等资产的形式保留这些储备。美国则通过输出美元获得了实际资源的注入，此外这些输出的美元往往又通过出售美国国债的手段回笼到美国国内。另一类外围国家是欧洲国家和拉美国家(包括一些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这些国家的投资者购买了大量由美国公司或者美国政府发行的金融资产(如股票和债券等)。美国通过出售金融资产，向外围国家融入了大量的真实资本，并且把这些资本运用于国内建设或者对外直接投资。（注：Michael Dooley, David Folkerts-Landau and Peter Garber, " An Essay on the Revived Bretton Woods System, " NBER Working Paper, No. 9971, September 2003. ）
图5　牙买加体系下的中心-外围构架和资源流动
附图
特别指出的是，美国在与第二类外围国家的往来中获得了两大好处：第一，由于金融资产的收益率平均低于实际投资的收益率，通过向海外出售金融资产，美国企业可以赚取这两种收益率之间的差价。第二，向海外出售金融资产，能够把投资的风险转嫁给海外的投资者。特别是对于股票而言，股票的发行商并没有义务承诺一个确定的收益率，而且发行股票并没有还本的压力，此外股票的涨落对于股票发行公司而言并没有太大的影响(如果该公司不需要继续融资)。牙买加体系的特征有三：一是美国经常项目持续逆差，资本项目持续顺差以及美国负的净国际投资头寸不断累积(见图6)；二是东亚地区经常项目持续顺差和外汇储备不断累积(见图7)；三是欧洲国家经常项目持续逆差、资本项目持续顺差和储备资产的基本不变。
图6　牙买加体系下美国净国际投资头寸和经常项目变动情况
附图
资料来源：IMF,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CD-ROM),September 2004.
图7　牙买加体系下东亚地区外汇储备累积情况
附图
资料来源：IMF,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CD-ROM),September 2004.
牙买加体系下的中心-外围构架具有内在的不相容性。在这一体系下，中心国家享受了更多的收益(如铸币税和通货稳定)，而外围国家则承担了更多的成本(如资源输出、通货膨胀和金融危机)。（注：匿名评审专家对此处观点以及文中其他地方的类似判断提出了质疑，同时指出这种现象的产生根源是否和货币制度紧密联系仍然有待讨论。感谢评审人的意见，我们对此表示认同。）这种收益与成本的不对等分配使得外围国家日益边缘化，并把维持系统相容性的任务过多地集中到中心国家身上。而作为中心国家的美国，事实上常常拒绝履行自己维持系统相容性的责任和义务。国际货币体系的不平衡使得全球金融体系处于不稳定状态之中，集中体现为该体系下多次爆发的货币金融危机。在过去25年间，大约有80～100个国家出现过金融危机。（注：[美]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著，黄少卿译：《亚洲经济一体化的现状与展望》，载吴敬琏主编：《比较》，北京：中信出版社，2002年第1辑，第57～90页。）除了1992年的英镑危机发源于处于体系中心的发达国家外，20世纪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1994～1995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和20世纪90年代末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及俄罗斯、巴西和阿根廷的货币金融危机均发端于处于体系外围的发展中国家或新兴市场经济体。
卡明斯基(Graciela Kaminsky)和瑞因哈特(Garmen Reinhart)考察了金融危机的系统性和地区性问题，区分出冲击的3种传递途径：(1)外围国家→外围国家→外围国家；(2)外围国家→中心国家→外围国家；(3)中心国家→外围国家→外围国家。结论为：如果外围国家的危机没有触及中心国家的资产市场，只会在外围国家发生区域性危机，不会造成波及全球的系统性危机；而中心国家出现金融危机后，很容易通过溢出效应影响到外围国家。（注：Graciela Kaminsky and Carmen M. Reinhart, " The Center and the Periphery: The Globalization of Financial Turmoil, " NBER Working Paper, No. 9479, November 2001. ）一个自然的推论是货币金融危机在“中心-外围”国家间的危机传染具有单向特征：中心国家出现危机时，外围国家成了中心国家危机的泄洪区；外围国家出现危机时，危机不会继续传染到中心国家。

中心-外围式的国际货币体系使得国际金融风险逐渐在外围国家累积，金融危机频繁爆发，国际货币领域的收益与风险处于严重的不均衡状态。在金融全球化日益加剧的背景下，如果处于外围的发展中国家发生金融危机，处于中心地位的发达国家也很难独善其身，因为金融危机可以通过贸易、金融或者预期心理等渠道进行扩散和传染。如果位于系统中心的发达国家经济出了问题，整个国际货币体系都面临着均衡被打破的危险。因此我们认为牙买加体系注定是一种过渡性的体系，国别货币充当世界货币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因而必将被区域货币充当世界货币的构架所取代。欧元的诞生和逐渐走强已经使得未来的国际货币体系初现雏形。为了维持系统的稳定性，必须依靠国家之间进行货币合作，尤其是中心国家和外围国家之间的南北合作。外围国家可以通过相互间的合作增强与中心国家的对话力量。
　　　　五　国际货币体系的未来：三大货币区鼎立体系下的资源流动
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金融的区域化和集团化将成为金融全球化的主要发展方向。因此，未来的国际货币体系很可能出现三大货币区鼎立的结构，即所谓的“全球金融稳定性三岛”。（注：Robert Mundell, " A Reconsideration of the 20th Century, "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June 2000, pp. 327-331. ）我们认为，在21世纪，全球浮动汇率制可能会以货币联盟的方式向新固定汇率制复归，国际货币体系可能呈现出“全球金融稳定性三岛”的基本构架，并且伴生欧元区、美元区和亚元区三大紧密货币合作区的雏形。（注：钟伟、张明：《全球金融稳定性三岛和亚元的未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金融研究中心，工作论文No. 6，2001年。随着东亚货币合作的进展，在东亚地区可能形成共同货币区，并且逐渐扩展到亚洲其他地区。亚元区可能采用核心国家的货币，例如日元或者人民币；可能采用区域外国家的货币，例如美元；也可能采用新创立的区域货币，例如ACU(Asian Currency Unit，亚洲货币单位)。亚元区的中心国家包括所有参与东亚货币合作的国家，外围国家是指其他不参与合作但是使用亚元的国家。）
在三大货币区鼎立的国际货币体系中，依然存在着中心-外围构架(如图8所示)。因为在每一个货币区中都存在着中心国家：在欧元区内是德国和法国；在美元区内是美国；在亚元区内是日本和中国。虽然在货币区内所使用的货币未必是国别货币，但是这些中心国家依然能够控制货币区内的货币政策，特别是对区域货币的利率和发行量具有决定性的投票权。因此这些中心国家依然可以向货币区内的外围国家征收铸币税——即实体资源的注入，或者在分享铸币税上占据优势，或者在政策外部性上占据优势。我们甚至可以进一步推论，即使在遥远的将来出现了统一的世界货币，那么到时候占据世界主导地位的国家依然可以通过自己对于世界货币政策的支配性权利向其他国家征收铸币税。
图8　未来的中心-外围构架和资源流动
附图
有趣的是，我们可以发现，未来国际货币体系的中心-外围构架和金本位制下的中心-外围构架颇为相似。这种从多中心构架向单中心构架发展，再从单中心构架向多中心构架复归的趋势表明，单中心构架只适合全球只有一个主导国家的情况，而多中心构架和全球多极化趋势更相符合。当然，金本位制下的中心-外围构架和未来的中心-外围构架也存在不同之处，即金本位制下主要是由国别货币来充当区域货币，由黄金来充当全球货币；而未来的国际货币体系是以区域货币来充当全球货币。
　　　　六　结论
第一，在迄今为止的各种国际货币体系内，均存在着不同形式的中心-外围构架。在这种构架下，中心国家向外围国家输出通货，不但能够征收铸币税，而且更主要的是掌握了根据国内具体情况实施宏观经济政策的主动性。
第二，中心-外围构架里中心国家数量的多少是与各国实力对比相关的。单中心构架和世界的单极化相关联，而多中心构架与世界的多极化相关联。由此可以断定，未来的国际货币体系必将出现多中心的构架。
第三，国别货币充当世界货币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因为对于国际清偿力的需求增长与该国别货币的信誉之间存在不可调和性。由于中心国家的经常项目逆差，或者资本项目的持续逆差，或者储备资产的长期减少是不可能长期持续的，因此该国际货币体系就常常面临着均衡被打破的危险。区域货币充当世界货币将成为未来国际货币体系的大势所趋。
第四，未来的国际货币体系要想维持长期的系统相容性，就必须合理地在中心国家和外围国家之间分配收益和成本。例如应该在中心和外围国家之间建立分享铸币税的机制，而且中心国家应该主动地承担更多的维持系统相容性的责任和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