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与神会”与“以形写神”(2)

　二、魏晋南北朝绘画的形神观与“以形写神”
　　
　　关于“神”的认识，在先秦哲学思想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儒道两家多有论述，其核心皆认为“神”是一种客观存在，虽无形无状但妙引万物，是一种真实创造性。如《易经》《说卦》中说：“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其出于天，引动雷、风、火、水等自然现象，以“动”“挠”“燥”“悦”“润”等方式变化万物，所以孔子说，“知变化之道者，其知神所为乎。”汉许慎《说文解字》对“神”的解释与之一脉相承：“神，天神，引出万物者也。”“神”虽有妙引万物之功，但变化无穷、玄妙不测，孟子说它“圣而不可知之”。老子的“道之为物，唯恍唯忽。忽恍中有象，恍忽中有物。”实际上也是指出了“神”的妙用。出于对天“神”妙造万物的感悟，古代哲人认为，人之“神”同样也出自天，并且其对人之效用类同于天神。《淮南子》中把人的血气比作风雨，人的耳目比作日月，而“神”使气任性、驾驭其中。那么，人之“形”和人之“神”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呢？在秉承道家思想的《淮南子》中有这样的叙述，我们不妨作为参考：“夫精神者，所受于天也；而形体者，所禀于地也”；“夫形者，生之舍也；气者，生之充也；神者，生之制也。一失位，则三者伤矣”；“故心者，形之主也；而神者，心之宝也。形劳而不休则蹶，精用而不已则竭”；“故以神为主者，形从而利；以形为制者，神从而害。”［4］这就是说，“神”游动无方而使气任性，其品质以清明、灵动为高；“形”体现地的厚重实在性；“神”为生命之制动，“形”为生命之载体；“神”为“形”之主，“形”为“神”之从。《淮南子》还认为，“神”影响“形”的存在，“神”旺盛则役气理形；同时，“神”的姿态和风采通过“形”的生动变化而显现。
　　上述虽为汉人之理论，其实质却是对老庄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而魏晋名士所张扬的玄学之风，重点正在对老庄思想的重新挖掘和振兴，以实现其于特殊时代的所作所为。这种“神”为主导“形”为辅从的理论，契合庄子“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玄旨，在魏晋名士的生命过程中绽放出清逸迈俗的流光溢彩。值得重视的是，魏晋名士在实践中不羁于世甚至鄙视尘俗的所作所为，其本意是通过生命本体的率真表现，自然流露人的精神本质，也就是以“形”显“神”。落实到绘画上，那就是“以形写神”观念的形成和实践。很多人拘于顾恺之“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的言论，认为“传神”之“神”只由眼睛而发，不关乎形体，这是片面理解魏晋南北朝绘画的形神观而形成的管窥之见。顾之本意在重视眼睛作为神采流露的主要通道，而“悟对”之时，甚至于脸颊上的三根毛都有益显“神明”的功效。对“神”的“悟对”除了关注眼睛之外，还重视感悟人作为一生命整体而显露出的神韵和风采。从这样的角度来说，“写神”其实就是“写形”，不过，这里所指的“形”是经过“悟对”而“神”化的“形”；“写形”就是“写神”，是以“悟对”而“神”化的“形”来彰显“神”的存在。这样理解魏晋南北朝画家的形神观，就会明白顾恺之写裴楷之像为助其神明而颊益三毛的道理了。
　　
　　三、“动与神会”的思想根源与实践
　　
　　考究“动与神会”的思想根源，可以追溯到庄子。庄子在他的《养生主》中讲述了一个庖丁解牛的寓言故事，为大家所熟知。其中讲到，庖丁之所以“游刃有余”的豁然解牛，在于他“以神遇而不以目行，官知止而神欲行。”［5］庄子这种“神遇”而行的行为主张，与他的《逍遥游》思想相统一，集中体现了庄子不羁于物，合于天行，“独与天地精神往来”［5］的精神境界。“以神遇而不以目行”，是指以自己的精神会通外物之精神，以发现对象的“变化之道”，从而神明朗然而现，依此而应化万物，则游刃有余。顾恺之显然深通庄子思想，如其“以形写神而空其实对……传神之趋失矣……不若悟对以通神”的绘画理论就像是“以神遇而不以目行”的翻版。“官知止而神欲行”，是说：只有不被外物所羁绊，“神”才能不塞其源，动无所遁，畅游天地之间，而达“无为而无不为”的逍遥人生之最高境界。运用于绘画实践，“动与神会”是画家之“神”会通对象之“神”从而完成“写神”的基础，所以其关键在“会”；不“会”则“神”无由“写”；不能保持“会”，则“写”不顺畅，“神”之趋易失，所以，“写神”的顺利进行始终要依靠“动与神会”来支撑，“动与神会”的重点在于“会”的保持。“神会”是画家以自己的心灵感悟对象整体生命的一种观察方法，只有由外在的“目视”转入“神会”才能充分悟解对象所蕴含的精神品质。“动与神会”是画家“写神”的潜在支持，只有“动与神会”，才能理想地完成“写神”的整个绘画过程。剖析魏晋南北朝画家的名士情结和超然处世之态度，就会明白：不羁于物，甚至鄙视低俗，其本意在解脱生活中的包袱，以“与神会”；洒脱达观，燕处超然，其意在保持“动与神会”的艺术心态。
　　综上所论，“动与神会”与“以形写神”的含义、关系及其产生的原因，已经明晰。我们完全可以从中梳理出一条清晰的线索：魏晋南北朝绘画中，“以形写神”的风尚十分明显，其形成得力于才性名理之学和魏晋玄学之风的积极推动；其理论依据及思想根源主要来自玄学新解中的老庄哲学；其在绘画中的艺术表现为：以“写”的形式展露对象之神韵，抒发画家之性情；“以形写神”得以实现的实践支撑，是“动与神会”的理念和实践。

　　
　　参考文献：
　　［1］潘运告.唐五代画论［M］.湖南美术出版社,1997.
　　［2］潘运告.魏晋六朝书画论［M］.湖南美术出版社,1997.
　　［3］牟宗三.才性与玄理［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4］刘康德.淮南子直解［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5］刘文典.庄子补正［M］.云南人民出版社,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