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闿运教育观简论

[摘 要]王闿运为晚清书院教育倾注了半生心血，做出了历史贡献，其教育思想对近代川湘两省的学风变化产生了一定影响，培育了一批英才。王闿运“老而劬学”的为学观、“有教无类”的施教观、“通经致用”的人才观彰显出其独特的教育观。
　　[关键词]王闿运;教育观;为学观;施教观;人才观

　　Abstract:Wang Kai．yun devoted his life to academic education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made historical contribution. His education thought had great influence on the change of learning climate in Sichuan and Hunan province of modern times. He educated a lot of outstanding persons. Wang Kai．yun had unique educational views which include the view of academic study covering the belief of life．long learning, the view that there should be no class distinction in education, and the view that learners should understand academic research and put them into practical use.
　　Key words:Wang Kai．yun; view of education; view of academic study; view of education; view of talent
　　
　　王闿运（1833～1916）字壬秋，又字壬父，湖南省湘潭县人，因自署所居曰“湘绮楼"，学者称其为湘绮先生。湘绮先生为晚清书院教育倾注了半生心血，做出了历史贡献，其教育思想对近代川湘两省的学风变化产生了一定影响，培育了一批英才，其为学观、施教观、人才观彰显出其独特的教育观。
　　
　　一、“老而劬学”的为学观
　　
　　王闿运尝谓“自强不息，老而劬学"[1](P797)，终身为学是其一贯主张，他自己亦为学至终老，并极其强调为学须具备立志、持恒；深思、尚问；谦逊、好学；艰苦、自立等品质。
　　立志、持恒。志者，心之所至。志向端正，而后渐进，至于智滤通达。湖湘学者非常重视立志在治学中的作用，王闿运承湖湘学脉之濡染，对立志在为学中的作用极为重视，并将其列为士子治学必备的第一品质。在他看来，“士莫先于立志，志定则能自立矣。”[1](P515)立志能使人自定而后自立，而后知治生，“官不先事则无政，士不先志则无本”。[1](P523)王闿运曾与弟子廖春如言立志为学的意义：“孔子言为学先在志，又曰‘匹夫不可夺志'，则志即勇也。治人先智，治己先勇，皆仁之用耳。故罕言仁，而惟曰克己，己非私也。古之学者为己。己欲立达，志乃克之。故吾论士人，先须有壁立千仞之气，振其昏惰，去其瞻徇，审于义则达于世情矣。世情俗见，何关荣辱？毅然不惑，则其心专。作事迟疑，智不足也。智之不足，学不至也。学之不至，志不立也，志立则免俗矣。"[1](P526)立志能克人之昏惰之气、免除俗见，使人专意尚学、用智为学，最终达到“学至"。
　　王闿运认为立志之后在于学贵有恒，他极为强调“恒心"在持恒为学中的作用，尝语：“‘无恒产有恒心者，唯士为能'。盖富贵家子弟多损其志。故俊士多起于贫贱。"[1](P516)贫困能激励恒心的产生，而富贵则易使恒心沦丧。身为为学之人，在任何条件下，都应该重视恒心之养成，“恒"是士人非常可贵的品质。王闿运于此曾作过一番精辟的论述：凡学贵有恒。
　　有恒者如寝食日有常时也。陶士行云：圣人惜寸阴，吾辈当惜分阴。惜分阴者何？朝暮运甓是也。一日之间，接人应事，皆非己课。岁月堂堂，去不可寻，惟此运甓有可验焉。余则代以抄书，日必一纸，十年则三千六百纸矣。故积书盈箱，亦自快也[2](P33)。自1853年起，王闿运定每日抄书，以抄助读，此后坚持不懈。其弟子杨钧亦曾谓“王湘绮先生自谓写字之多，古今第一"[3](P311)。以抄助读是王闿运与众不同的读书和教学方法，其对书院院生的要求也极为严格，规定诸生每日必须抄书。他自己亦是在持恒治学中体现出勤勉之精神，用尽二十二年时光方阅完《五代史》。在阅完该书的当日，他于日记中记载道：“《五代史》阅毕，竟日钩考，随阅随作赞，未遑他事，至夜毕工。自己巳起，至今廿二年。"[4](P1666)湘绮先生持恒治学于此可见。在坚持学贵持恒的前提下，湘绮先生亦不倡扬疲劳战术，“学以有恒为贵，又不可疲其神智”。他认为治学应“课当有常，无常课者，虽忘寝食无益也"[5](P366)。

　　深思、尚问。在立志和持恒的基础上，王闿运认为深思与尚问亦是为学中必不可缺的基本品质。他尝道：“若学问并无前后辈。圣人，我师也，伏羲至孔子无尊卑而皆师之，余则友之，然则伊尹、召公亦我同学，如此乃能读古人书。"[6](P1141)为学有良师引路是必要的， 但“凡学不待师"，必须养成自己深入思考的为学习惯，方利于学问长进。湘绮先生常言“人病不思耳"[5](P56)，认为为学中深为忌讳的是只学不思， “不思则罔，是古今之通病也。"[1](P489)书生只学不思，学问终非己身。所以，在为学路上应懂得深思，对不解的疑问应通过深思作到使其释然而知其所以，此乃为学之良径。
　　与深思相连，王闿运认为为学亦须尚问。学问即是于学中问，问中学，能问方会有学问。“何以为学人？受教是也。何谓学问？教者所不能施力，恃其能问而后有学也。问于师，莫若问于友；问于友，莫若问于民。故曰：舜好问；又曰：不耻下问……人莫不讳其所短而炫其所长，虽知学之在能问，而未肯问也。则又有多见、多闻之术，孔子屡言之矣。人与人接，必有见闻。心之是非不可诬也，是在能自省耳。自劣则知慎知择，而学在是矣。简册之学，不若见闻之学。一言一动皆文章也。余每见读吾文诗者，辄诃曰：‘有一生人而不之学，乃学死物耶？'此即轮扁之说。"[1](P488)他认为治学应多问，而师、友、民都应是为学者所应咨问的对象，要做到不耻下问，所问问题必须是深思所得，而并非故做诘难之问，如此方能问有所获，长进学问。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应重视所闻所见，即注重知识的积累。他这种反对死读书，重视知识积累和经验之学，将读书与闻见结合，活跃思维，开阔视野的治学主张，应该说是非常有见地的。谦逊、好学。王闿运非常注重引导诸生虚心向学，指出谦逊乃学之初基，为学应戒骄吝之气。“先虚其心，无贤迂之见，而皆师焉，自然天机流露，左右逢源矣"[7](P143)。在王闿运的思想意识中，谦逊不仅是为学之重要品质，更为重要的是其体现了一个人良好的道德修养。他尝言：“凡诱进后学最难，抑之使自废，推之使自满，古人所以贵育材也"[6](P728)。他教育院生为学首先要自身谦逊，只有如此，才能放正心态，真正懂得和理解别人的成就，从而不断促进自己学问的长进。
　　同时，谦逊必须辅以一定的“忮求”。“忮求"为嫉妒之意。王闿运认为必要的“忮求”在一定程度上亦是需要的。他曾经在《答夏生问“忮求”》中强调“无忮求之不能立也"[8](P332)，提倡人之为学应无谄无骄，但同时认为毫无忮求，在某种程度上是未具进取心的一种表现。必要的忮求能激发奋进之欲望，所以为学之人不得视不忮不求为治学之道。
　　与谦逊教育相连，王闿运非常强调在教育中“强教无益"[4](P1911)，主张对人的好学之心绝不可以伤损，只能加以诱进，“真女字生，反复示之，始知强教无益”。所以其在执教书院期间，始终重视奖掖诸生，以鼓励为先、诱教为责，力戒抑制人之好学天性。
　　艰苦、自立之精神亦是王闿运认为治学者须具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品质。他曾于1903年与弟子廖卓夫言说艰苦自立于为学的重要性：“自宋以来，学者皆以艰苦耐贫为先……知人不贞苦，果不足恃……其立功名者，能耐苦也……能自立而后立人，是学者第一要义。豪华跌宕，不足以知学；疏食饮水，正足以观人。"[8](P227)富贵使人滋生满足之感，丧失为学之欲，所以不足以知学；而贫寒则易养成艰苦的毅力，锤炼人之品格，培养治学精神。由此，王闿运区分了惰与贫，认为“惰非贫，而有贫之道，以为贫则大误。贫中悯，惰可恶也。"[4](P2453)在惰与贫之间，他指出惰不等同于贫，贫使人生发怜悯之情，而惰则是非常可恶之品行，在为学中应坚决予以排斥。
　　在王闿运 “老而劬学”思想意识里，立志持恒、深思尚问、谦逊好学、艰苦自立等品质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是治学者不可或缺的品质，亦是为教者须时时告诫诸生的。只有在为学和为教中真正践履此品质，方能真正收到治学为教之成效。“老而劬学”是终身教育、终身学习思想的体现。终身教育思想是20世纪由法国教育学家保罗·朗格朗1965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巴黎召开的第二届国际成人教育会议上正式提出的，是现代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王闿运在此半个世纪前就已经开始践履终身教育思想了。从其自身的治学和从教的经历而言，王闿运确是将此诸多品质切实施行，而此正是其著述和教育成就颇著之重要原因。
　　
　　二、“有教无类”的施教观
　　
　　什么人可以接受教育，是许多教育家关注的问题，也是教育实践和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教无类”由孔子首倡，是针对当时奴隶主教育的“有教有类”提出来的。“有教无类”是指人人都可以平等地受教育或人人都可以受同等教育。王闿运在教育上倡导有教无类，他在《论语训》中指出“类，犹流派也，言设教不可立户”，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是不重出身门第，只问人之才学，主张凡人有好学之心，即有诱之之责。他在船山书院掌教时，曾将僧人释敬安、铁匠张正炀、木匠齐白石、铜匠曾昭吉四人都纳于门下，收为弟子，悉心点化。其后四人均有造诣，人称“王门四匠"。

　　释敬安，字寄禅，俗姓黄，名读山，湖南湘潭人，曾在宁波阿育王寺烧残二指，故人称“八指头陀"。 是中国近代一位著名的爱国诗僧，曾刊有《八指头陀诗文集》。王闿运爱其诗才，不因其为僧人，邀其参加“碧湖诗社"，并纳于门下受教，专授为诗。王闿运的“复古"诗风于释敬安影响颇深，释敬安诗多仿效汉魏古诗及六朝名家。在释敬安的诗作中，吟咏国恨家仇的诗作颇多，其组诗《感事二十一载句附题冷香塔》为一组著名的感事诗作。张正炀，字正易，湘潭人。家本务锻，喜好读诗。张正炀拜于王闿运门下，从王氏学诗。 “乃专心求学，无日不在王先生侧。通《三礼》、《春秋》、《尚书》、《诗经》， 《诗经比兴表》、《礼经丧服表》，皆前人所未发"[3](P3)。王闿运在与友人的信中言：“张正炀在此说诗，日有新得。"[1](P1057)张正炀曾经留学日本，学习法政，归国后曾经充任明德、麓山诸学校教师，复任攸县及山西泌县知事。齐白石，名璜，字渭清，湖南湘潭县人，以书画显称于世，为中国著名的国画大师。齐白石早年家境贫寒，少年学花雕木工，雕刻技艺精妙。1899年，齐白石在友人张正炀介绍之下，拜王闿运为师，成为王门弟子。初入师门，齐白石因王师名声显旺，而自己乃穷苦木匠，尝感不安。王闿运在看过齐白石的诗文画作后深爱其才，赞齐白石之才比于释敬安。王闿运不因齐氏贫贱，而竭力提携。齐白石曾将自己所刻的印章拓本，呈于王闿运审阅，王闿运欣然阅之，并为之做序。在序文中对这位木匠出身的弟子作了一番评价：“白石草衣，起于造士，画品琴德，俱入名城，尤精刀笔，非知交不妄应。朋座密谈时，有生客至，辄梭巡避去有高世之志，而恂恂如不能言。"对于老师的评价，齐白石认为“虽是他老人家溢美之言，太夸奖了我，但所说我的脾气，确是一点不假，真可以算做我的知音了"[10](P54)。王闿运去世后，齐白石顿觉此耗于其为“意外的刺激"，专程哭奠其师。多年以后，齐白石“回忆往日师门的恩遇"，仍“铭感不忘"[10](P64．65)。曾昭吉是湖南衡阳人，出身贫苦，为王闿运弟子中为数不多的致力于自然科技的弟子之一。早年曾经在湘潭一带做锁匠，王闿运喜其才，收为弟子，允入船山书院学习。王闿运本人虽不喜自然科技，但其并未限制曾昭吉习之，并常与之谈。他在日记中曾记：“昭吉夜来，谈化学。"[6](P1349)应该说，从中国传统旧学出身的王闿运对于“化学"一门是隔膜的，但其对于曾昭吉之抱负却勉励有加，虽不解其学，仍听而谈之。曾昭吉后来任教于江西南昌高等学堂，并制作大气球飞行，热心现代科学技术和机器制造。
　　其二，王闿运一反过去“男尊女卑”的传统习俗，平生重视女学，主张女子应接受教育。他非常重视母教的功能与作用，在当时“中国四万万人，只能以二万万人计算，非虚语也……女学之失传也"[11]的晚清时期，亦是难能可贵的。王闿运认为：“妃后所统，人多匹妇，将何所问？有此求贤一念，自能虑心。由闻见而审之，不患无学问也。是以颁之学宫，以教国子。由夫人一念以为王化之原。女教岂不宏哉！"在王闿运看来，宫中贵妇要注意为学，妇女有学问，重修养，才能更好地为国家教育后代，真正发挥母仪天下的作用。王闿运对女子为诗评价颇高，尝谓：“女子之诗，曾始'载驰'，词婉旨深，特工辞令。其后则文姬《悲愤》，实开杜甫，发为光芒，天骨开张。风月之吟，方今陋矣。……谁谓女子莫阶圣，亦学诗而已。"[2](P34)王闿运于蔡文姬诗之气概，颇为赞叹，同时亦指出“风月之吟，方今陋矣"。在男权势力依然颇盛的晚清，王闿运能客观地评价女子的诗作，是尊重妇女的一种表现。王闿运虽未在书院中招收女弟子，但其十个女儿，都系其亲自教育。张之洞曾谓之“女儿授学书满床"[12](P10485)。王氏长女无非极有才学，在其教化之下，辞赋甚工，深为其欣赏。王闿运于日记中记载：“非女始抄《公羊》《成公》"[5](P10)，“非女亦钞得三十篇，钞书以此为最勤也。”[5](P46)无非还抄写了王闿运所撰《春秋公羊何氏笺》，甚有章法。王闿运第四子王代懿之妻乃杨度之妹杨庄，著有《杨庄诗文词录》。王闿运视此儿媳为己出，收为弟子，特授其学。王闿运时常与杨庄研析学问。王闿运书与杨庄的书信就目前所见的就有20封，其中讨论的问题非常广泛，从学术到家庭到教育到社会等诸多问题，均有涉及，表现出其对妇女的尊重。
　　
　　三、“通经致用”的人才观
　　
　　作为传统学人，王闿运观察世界的基点仍是中国传统的治乱之则，他特别强调通经致用，经学治世。“论学祗须论事，事乃见于学。通经不致用，孔子谓之小人儒……曾子作《孝经》，自天子至于庶人，皆以行事为孝。无用则无体，有功而无德者未之有也。如是则近于子路所谓何必读书之说”[1](P517．518)。
　　首先，王闿运认为“识才"须以“有用"为标准。在晚清变局时代，“有用"应是取才之标准。王闿运认为晚清缺乏真正的“有用"之才，“方今多难之秋，需有用之材"[1](P54)。其所言的“有用之才"即于扭转时局、与国家民族命运相关能匡济时艰之人才。而乏才局面的出现，并非天下无才，而是朝廷在求贤用才方面存在诸多问题。在他看来，求贤用才必须自己有才，甚至“凡用人者，必胜于所用之人"[1](P930)，自己有才方能识才，而当朝用人者多见人之短却言自身所长。用才必须识才，而所谓“识"在更大层面上是识人之长避人之短。现实的状况是求贤用人者不勘此用人之道，所以感到无才可用。在致左宗棠的一封信中，王闿运对当时大僚的取才用人作如此评论：“运行天下，见王公大臣众矣，皆无能求贤者，涤丈收人材不求人材，节下用人材不求人材，其余皆不足论此。此胡文忠之明果向道，尚不足知人材，何从而收之用之？"[1](P816)此中“丈"即指曾国藩，王闿运认为曾氏于人才只收不求，左宗棠用才又不求才，胡林翼不知人才，更谈不上收而用之，可谓“皆无能求贤者"。

　　对于荐举，王闿运认为“用人不在荐举，荐举亦实难得人才”[6](P1101)。在王闿运看来，在用才问题上存在着“以资用人"和“以意用人"两个误区。“然以资用人与以意用人各有所敝。敝于资者，自问无愧，易流为废驰傲愎之机"[1](P888)。他认为只以资财用人，容易滋生傲慢，而以己意用人则难求真才，而这正是晚清在用才问题上存在的问题。王闿运不排斥任用亲人，其曾言“才不必求，贤无不知之理”，而“才者，为我用者也，就所有而教成之，不宜舍亲近而求疏远。贤者，助我教我者也，天子用之则必以为相，诸侯以下用之则必以为师。故无破格用贤之理"[6](P1171．1172)。在晚清变局时代，朝廷欲力挽狂澜，须网罗人才，以求根本大计。然用人不能以官位俸禄为诱，误入“以资用人"之歧路，此必然不能得到于国有用之贤才。 “为今之计，唯有使政府开幕府，然后可大致人士，就中选择而授之官，若先授以官，诱以爵位，则不能致贤矣"[6](P1172)。
　　其次，王闿运提出了排斥科举而取才用人的观点。清朝统治者为维护自身的统治地位，极力提倡用考试八股文来培养、选拔人才的科举制。晚清绝大多数书院成为科举制度的附庸，从课程设置、考课内容到学生选拔和教师聘用，无不围绕举业而进行。张之洞曾有过一番议论：“窃惟考试弊端，各省皆有，然未有如川省今日之甚者。弊窦日巧，盘结日染，几乎并为一局，牢不可破。士子以舞弊为长谈廪保视渔利为本分，以致寒士短气，匪徒生心，讼端日多，士习日弊，于人才、风气大有关系。”[12](P3)大批士子终身埋头于古籍的类琐考证，刻意研习八股制艺，终日浸染而至麻木不仁，一意在科举之余上取猎功名。王闿运自幼不喜制举之业，其子王代功曾经评论道：“府君不喜制举之业，尝假得《楚词》读之，惊喜塾师目为杂学，禁止勿观，府君则于作文时窃诵之。"[8](P10)王闿运一生两次入京参加会试，均以下第告终，所以终身为举人。第二次会试不遂后写下罢试诗，从此不再与试。在其日记和文集中也有多处批驳科举制的记载。虽然王闿运在掌教书院时，迫于形势，没有严令禁止院生入试，但从其内心深处而言，对科举取才一直是不赞成的。他认为：“帖括之学，一第为荣。既得之官，又须磨折。壮年销耗，白发心灰，正途之误人甚矣。"[1](P966)并指出清朝科举之文，多数识见可笑，“清科场文，亦自有经营想境鞭辟入裹之义，但识见可笑耳。"[4](P1793)所以，在王闿运看来，大多数由正途出身的进士读书不广，不识大体，正是由于制艺之误。他曾经对当时的进士作过一番评论，认为“科第进士寒畯，皆不识大体，贵游不读诗书，故两伤也"[4](P1429)。
　　第三，王闿运后半生的书院教育，大要就是培养经学经世人才。他尝谓： “此时当务有用之学。志在为宰相，莫若通经术也。”[6](P875)“方今多难之秋，需有用之才”。所谓有用之才，在最高层面上是辅佐非常之人改革社会，抵御外侮，成就非常之事业的经略人才；在基础层面上是学行结合、经邦济世的实用人才。二者都是经学与经世、经术与事功相结合的人才，较之曾国藩理学经世思想所倡导的伦理型经世人才、实用型洋务人才，明显基于不同的救世方略。“王闿运以经学大师闻名于世，却以经述为治世拨乱的工具，不甘于当个底层的寂寞文人"[7](P4．5)。在掌教书院后，王闿运行帝王学的纵横情结由己身移涉到了院生身上。例如，王闿运在尊经书院发现邓泊山、戴子和喜欢谈论纵横之术，遂邀请与之谈论纵横之术。在掌教船山书院期间，杨度即为其帝王学之重点培养对象。杨度之女杨云慧曾谓：“王闿运洒脱不羁，不拘小节，敢说真话，有胆识"，“在学术上不但鼓吹‘帝王之学'，还时常向我父亲灌输古代策士们的纵横捭阖思想，说他们是怎样找到一位‘明主'，怎样去辅导他，为他奠基立业，助他成帝为王等等。并说：‘皙子，以你之才，日后是大有可为的，要好自为之。'"[13]民国初期，王闿运希望杨度能影响袁世凯政府，但是袁世凯企图恢复帝制遭到了广大民众反对，王闿运本人亦不赞成恢复帝制。袁世凯最终在皇帝梦中死去，杨度“行帝王学"的生涯由此告终。杨度后来为王闿运所写挽联中有言“至今颠沛愧师承"，流露出其未能完成乃师志向的遗憾之意[14]。
　　育实用之才，是王闿运书院教育基础层面上的目标。在他看来，晚清学人的弊病在于“行与学分"，不能行经世之志[8](P231．232)。在治学中将“行”与“学"一分为二，所学虽然通博，但终究不能践履在实践层面，科举本已误人，跻身显要后世人更取无用之文缘饰自己，装点门面，导致行与学更加严重地疏离，则学又具何用？如此之学已“足括二千年学人之弊"[8](P231．232)。而要学与行合，须以“通经致用"为教育依归，培育实用之才。必须指出的是，王闿运视野中的实用人才，还是中国传统教育中的学术与事功相结合的人才，与近代洋务运动所倡的实用型人才相较而言，政治伦理层面的意义则更为浓郁一些。他要求学生习经遵循实用，读书与求仕、应世、救世相融合。在教学过程中，一方面，他特别重视经学教育，认为经是治世根本，通经是读书人立世之本。他说：“去圣久远，故必依经以自立。”[2](P33)所谓“通经”，即深刻领会经书的社会盛衰治乱之理，人生安危进退之据，即经书的微言大义。他以自身的人生体会说：“年近五旬，当去世俗之见，莫若于经书中寻求治理，此金石之言。”[6](P738)他对《周官》和《春秋》评价甚高，认为《周官》治世，《春秋》拨乱反正，是经世应时的首要典籍。他认为今文经学讲求政治微言大义，蕴含治国安邦良策。另一方面，在书院教学中，王闿运常以“议论砭当世”，激发院生关心国家时政。例如,在《尊经书院初集》收录的课艺中，不乏院生关切时事、心怀天下的议论，如谢桢、王昌麟、周宝清所作《和机器局诗》诗文中都有就洋务运动中清廷创办机器局的议论，杨锐在尊经书院读书期间，极为关心国事，在左宗棠收复新疆之时，曾写下《恭拟可复乌鲁木齐露布》等诗，赞誉左宗棠收复新疆、振作国威之举。王闿运曾与“王生论《大学》之道及今日拨乱之法，要在省官专任，散权并心，然苦无人才，仍旧所知，姑试不可而已，必有舜、禹以代共、鲧也”[4](P1387)。在湘绮先生的影响下，尊经书院的院生不再是只顾帖括之学的颓废士子，而是养成了忧患国运的学术品格，敢于抨击时弊、议论国事，讥切弊证之风日盛。这种风气给晚清四川书院教育注入了生机与活力，在一定程度上为四川书院教育以后开通风气、引进新学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在儒学独尊的古代社会，经学是国学基础，一切学术思想的出新与经学研究方法直接联系在一起。湘绮先生通经致用的人才观藉经书破空疏，斥教条，讲实学，倡时务，使士子们藉以解放思想，改革社会，抵御外侮。尽管也应当承认，培育经世之才的人才观，实未脱离中国传统士大夫的“三不朽”事业，“三不朽之业，著一豪俗见不得……抑尝论之，孔子云‘有言者不必有德’，此是言语之言；不朽‘立言’，是文言之言。未有无德而有功、言者。德者，本也；功，用也；言，体也”[1](P865)，在王闿运看来，立德、立功、立言是“本”、“用”、“体”的有机统一，而“三不朽之业”只能在通经致用的指导下方能得以实现。但是，在晚清书院教育衰颓的情势之下，王闿运力倡通经致用，实施经世教育，培育经世之才，其强烈的经世理念在一定程度上不无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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