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复书与別纸

 中古时代的书信格式体裁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赵和平《敦煌写本书仪》一书指出,在P.3637杜友晋《新定书仪镜》书仪中首次出现了“古今书仪皆有单、复两体”的说法,与此同时并出示了杜氏《吉凶书仪》中有着双重首尾的婚仪复书形式[1]。继他的发现之后,笔者撰写《唐代书仪中单复书形式简析》一文,补充了凶仪复书,并进一步就敦煌吉凶书仪中的单复书形式及其变化作了对比和介绍[2]。近年陈静《“别纸”考释》一文,也就晚唐五代官文书仪中的复书——别纸的性质、内容等问题加以详细考证研究[3]。但是笔者认为,关于复书和别纸的使用范围、区别,以及特别是晚唐重叠别纸在敦煌书仪和传世书信中的出现和意义等,还有继续深入的必要。故本文拟就以上问题再作些探讨。
    一 关于婚丧书仪之外的复书应用
    敦煌吉凶书仪中所见的复书都是双重首尾。根据书仪本身的规定和赵和平的总结,书信单复书的区别就在于单书只是一纸,而复书却可以是两纸或多纸;单书月日在后,复书月日在前;此外,复书的每一纸末尾都有结语。当抄到一起时,就出现了好象结书尾语在中间的样子。根据这一总结,我们知道复书大体都是第一纸为“月日名言(或某白)云云(以下为叙事),名言(或某白)”,第二纸为“名言(或某白)云云(以下为叙事),名言(或某白、某再拜)”的形式。另外据《新定书仪镜》录卢藏用《仪例一卷》明谓“今通婚及重丧吊答量留复体”,说明大致于卢藏用生活的武则天中宗时代到杜友晋所在的开天时期,吉凶书仪中复书的应用已局限在通婚书和重丧吊答的范围之内。中唐以后,书仪中的复书不断减少,丧仪不断简化,只有婚书尚有少数保留复书。所以笔者关于复书形式变化的讨论也只局限于婚书和告哀、吊答书仪。
    但是,《仪例一卷》既然指出古今书仪“皆有”单、复两体,而且是对书仪“何必一封之中,都为数纸”的批评之后,才决定在以上特殊而隆重的场合“量留”复体;就说明在此之前,其他的书仪也可以用复书。那麽,这样的复书有没有呢?
    吐鲁番出土的72TAM169:26(b)是一件《高昌吉凶书仪》,残存吉书十首(内一种仅存2行,无书题)。在保有书题的九首中,《相闻仪》、《与伯书》、《与叔书》《与姑书》《修兄姊书》、《与外祖父书》六首是给朋友和尊长的,《与兄弟子书》、《与弟妹书》、《姑与兄弟子书》三首是尊长给卑幼的。前六首形式如下:
    [1]相闻仪
    正月十五日拜疏,厶言:便及春日,伏
    尊体起居何如?未奉近□(示?),夙夜
    言疏不备,厶再拜。厶言:违远渐
    载,思恋之心,不知所喻,如念
    违,益增悲结。时少适,伏愿珍重。易
    厶言。
    [2]与伯书题云伯坐(座)前甲乙言疏
    二月四日拜疏,厶言:便及春中,伏惟增怀。渐暄,不审
    伯尊[体]何如,不奉动止,下情倾(?)驰。即日厶自慎所
    行,谨言疏不备。厶再拜。
    厶言,违离易久,忽便秸(?)载,仰恋之心,不知为辟(譬?)。
    即日事悠然,奉见未期,益增驰结。少适,伏愿
    珍重。伺信更承动静。厶言。
    [3]修兄姊书题云兄某官前疏。
    五月具疏,某白:夏中感思□深,极热,不审兄姊体中
    何如?不奉近告,驰约(灼?)。即日某蒙恩,仅白疏不具。
    某再拜。
    某白:即日耶婆万福,伏宁侍省,分违转久,驰情日结。山川缅邈,奉集未期,望途涕恋,惟兄珍重。信使出(?)海(?)。某白。
    上三件书仪都是开头用“某月某日拜疏,厶言(或某白)”,中间“厶(某)再拜”和“厶言”(或某百)两者分开,或“厶言”下另起行。末用“厶言(或某白)”结尾。与杜友晋《新定书仪镜》通婚书或“重丧吊答”的告哀书对照完全相同,正是所谓月日在前、结书尾语在中的复书形式。中间分开,或“厶言”下另起行的作法就表明是一封书信的两纸;而且与前者相同,它们的对象都是尊长(其中也包括虽是同辈,但年龄长于修书人的“兄姊”)。其他《与叔书》、《与姑书》和《与外祖父书》形式也完全相同。
    另三首则不同。现仅举《与弟妹书》为例:
    与弟妹书题云某官弟
    六月某报:但热,如复可不?吾诸弊匆匆,及书。伏愿
    耶婆万福。吾违离扶持,夙夜思恋,无宁情相(想?),余
    大小无恙。此某甲等平安,亲舅
    咸宜。别汝迳年,忆延恒深,杳然未知取集期,但增叹
    满。比自爱惜,信数白疏。
    这件书仪就文字而言并不比上述书仪为少。但头尾只有一重。所以,虽然“月日在前”的形式和我们在敦煌书仪中所见的单书不同,但仍是典型的单书。实际上笔者在前揭文章中讨论过这种形式,它在传世书信中颇为多见。而且复书简化成单书后,基本上也就是这种形式。因此单书只是一纸,月日在前在后并没有太大关系。后三种皆用这种体例,说明尊长对卑幼的书信是必须用单书的。
    以上书仪用单复书的原则与敦煌书仪中告哀书、吊答书完全一致。也就是说,复书是一种规格较高、较为尊重的书体形式。不过,这里的书仪与婚丧无关,它们只是一些平常的往来问安书信。它们的出现,说明在卢藏用、杜友晋改革复体之前,一般家族内外的吉书仪也有用复书的。吐鲁番的高昌是个汉化较深的地区,复体的书仪既然在这里流行,说明唐初以前,或云南北朝时期复书的使用是很普遍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以上复书书仪中,有《相闻仪》一首,它的对象是朋友,说明朋友之间,为表尊重,也可以用复书。这与传世索靖《月仪帖》正相一致。笔者在《关于〈朋友书仪〉的再考察》一文中[4],已谈到这一问题。《月仪帖》按月编排,缺四、五、六月。现为作说明,仍任举其中如三月帖者于下:
    三月具书君白,姑洗育物,罄无不宜。延想吾子,随运是康。机度推疏,不面踰纪,分逼哀涂,乌咽良展。驰心投情,庶能感应,具书修问,惘然不具。君白。
    君白,洪化遐布,率土咸宁。秉卞庄之勇者,口武而精直道;抱管鲍之才者,弹冠而待显。怪以高迈之姿,而怀迷途之志;逮明明之来,缅不识之响。机运稍移,人生若寄,愿速龙跃,耀于云汉也。君白。
    《月仪帖》的每月分为两段,对此,周一良先生认为是一月两首,并指出开头结尾的“名白”是代替人名的。但是,如仔细观察,可以发现两段内容上下呼应。包括三月在内,上段多为叙时景寒暄及遥思朋友之情,下段则夸赞朋友才德,祝福前程或再叙朋友契阔。并且如将其上段以“某月具书君白”开头、“君白”结束;下段也以“君白”开头和结尾的形式与杜友晋《吉凶书仪》中的通婚书、告哀书或是上揭高昌书仪作比较,就知道《月仪帖》所用乃是完完全全的复书。所谓“君白”者如不是“名白”之误录,则也与“名白”指代相同。由此可见,朋友性质的月仪,和家族间常用的吉凶书仪,在唐人改革之前,都有用复书的,复书体与单书体在各种书仪中并存。只是到了卢藏用和杜友晋这里,才逐步地缩小复书使用的范围,并简化复书的层次和重复性的内容(特别是将告哀吊答书中“重叙亡人”的两重哀叹简化为一重),使之最终成为类似上述高昌书仪中《与弟妹书》那样月日在前的单书形式。关于这一问题,请参见笔者《唐代书仪中单复书形式简析》一文,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二 关于别纸的来源和意义
    复书的受到限制和被简化,被论者称为是“唐代书仪向简便实用迈出了重要的一步”[5]。但是正当吉凶书仪中的复书减少而与单书合流之时,另一种复书的形式却出现并逐渐频繁化了。这就是在晚唐五代某些敦煌书仪中常常见到的“别纸”。这一书信形式的出现,同样引起学者的注意。赵和平通过对《新集杂别纸》的考释,提出“别纸是一种有别于正式公文,如表、状、牒、启等正式公文程式的公私信函的泛称”;梁太济先生认为是一种篇幅短小、用于私人之间交往的书牍文体。近年陈静《“别纸”考释》一文则对别纸的源流演变作了更全面细致的考察。他提出,从古籍使用的情况看,“别纸”大约有四种用法:1.另外的纸,另一张纸;2.另一封信;3.复书第二纸的别称;4.文件的附件,多指书信的附件[6]。他的考察,无疑使对别纸的认识深入了。但是,别纸的用法究竟是否完全如陈静所说,其意义何在?这里笔者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
    陈静所说别纸有四义,其中作为“另一封信”的含义,是以魏晋南北朝史料为依据的。如举《三国志》卷四七《吴书·吴主传第二》裴松之注引《吴历》:
    曹公出濡须,作油船,夜渡洲上。权以水军围取,得三千余人,其没溺者亦数千人。权数挑战,公坚守不出。权乃自来,乘轻船,从濡须口入公军。诸将皆以为是挑战者,欲击之。公曰:“此必孙权欲身见吾军部伍也。”敕军中皆精严,弓弩不得妄发。权行五六里,回还作鼓吹。公见舟船器仗军伍整肃,喟然叹曰:“生子当如孙仲谋,刘景升儿子若豚犬耳。”权为笺与曹公,说:“春水方生,公宜速去。”别纸言:“足下不死,孤不得安。”曹公语诸将曰:“孙权不欺孤。”乃彻(撤)军还。
    这里的别纸,陈静引王世贞《尺牍清裁》指出是孙权《与曹操》尺牍显然是对的,但认为是“相对于孙权给曹操的第一封笺而言的另一封信”则似乎根据不足。在这一点上可作参考的是同书卷六十《吴书·贺全吕周钟离传第十五》,内言周鲂“令谲挑魏大司马扬州牧曹休。鲂答,恐民帅小丑不足仗任,事或漏泄,不能致休,乞遣亲人赍笺七条以诱休”:
    其一曰:“鲂以千载徼幸,得备州民,远隔江川,敬恪未显,瞻望云景,天实为之。精诚微薄,名位不昭,虽怀焦渴,曷缘见明?狐死首丘,人情恋本,而逼所制,奉觌礼违。每独矫首西顾,未尝不寤寐劳叹,展转反侧也。今因隙穴之际,得陈宿昔之志,非神启之,岂能致此。不胜翘企,万里托命。谨遣亲人董岑、邵南等托叛奉塍。时事变故,列于别纸,惟明公君侯垂日月之光,照远民之趣,永令归命者有所戴赖。”
    周鲂所说“时事变故,列于别纸”的内容,根据本传对“赍笺七条”的全文记载,原来就是后面另纸所书写的六条。而且本传还说到周鲂另向吴主上密表,内称自己“竭尽顽弊,撰立笺草以诳诱休者,如别纸。……谨拜表以闻,并呈笺草”,说明是将上述“笺草”作为“别纸”附在表后,报告孙权。所以别纸的意思就是同一书信的另纸,而所谓“七条”其实是从各方面摆明形势利害,而且一条述一事,一事乃一层,观其形式恐怕已是晚唐五代“重叠别纸”的滥觞。

    这里别纸既专指同一书信之另纸,则见于同一时代的孙权给曹操的“别纸”,我推测是相同含义而不指“另一封信”。
    以此类推,《南史》卷四二《豫章文献王嶷传》中豫章王嶷让居邸给太子的“别纸”也是同样。其原文曰:
    又启曰:“北第旧邸,本自甚华,臣往岁作小眠斋,皆补接为办,无乖格制。要是柽栢之华,一时新净,东府又有此斋,亦为华屋,而臣顿有二处住止,下情窃所未安。讯访东宫玄圃,乃有栢屋,制甚古拙,臣乃欲坏取以奉太子,非但失之于前,且补接既多,不可见移,亦恐外物或为异论,不审可有垂许送东府斋理不?”上答曰:“见别纸,汝劳疾,亦复那得不动,何意为作烦长启事。”竟不从。
    这里皇帝(齐武帝)“答曰”的一段话,《南齐书》卷二二同人传作“茹亮今启汝所怀及见别纸,汝劳疾亦复那得不动,何意为作烦长启事”。陈文认为,所说“别纸”是指萧嶷在上述让屋的长启之外另作的《疾笃启》。据同传,萧嶷死前确曾作《疾笃启》,但那已是永明十年(492),而《南史》和《南齐书》本传记上件让启却是在永明元、二年。据《南齐书》传称其永明元年上手启已有“自倾以来,宿疾稍缠,心律恍惚,表于容状,视此根候,常恐命不胜恩”语。所以“劳疾”未必是指“疾笃”。另外据让启中有“前侍幸[萧]顺之宅”语,根据史料所载萧顺之死的年代,作启时间即使不在元、二年,也不会超过永明八年[7]。因此,别纸不会是指《疾笃启》,而是指让屋的“烦长启事”本身。
    那麽,为什麽要称让启为别纸呢?这是因为,让启可能是萧嶷同时上齐武帝书中的一件。例如上揭永明元年手启就是因其授官“领太子太傅,解中书监,余如故”而上。启中说道“陛下同生十余,今唯臣而已,友于之爱,岂当独臣钟其龙遇。别奉启事,仰乞恩照”;所谓“别奉启事”也是别纸。试想授官当有谢表,或按规定有其他公文程式。然启中言事,甚及于私,与固定格式的公文体例不合,故别附于外,于是便有了所谓别纸。作为“烦长启事”的让启情况大体相类,而周鲂所上孙权表外的“笺草”七条也是同样性质。这种公文之外“别纸”的使用也许就是杜氏书仪所谓“齐梁之际,另立标统”之一吧。因此笔者认为,根据文书和文献,“别纸”除了作为“另一张纸”的本意之外,从它出现时始,最基本的含义就是一封书信的另件或另纸,也就是上述第三第四意的综合,它是一个专有名词而非泛指,特别是用在官牍中的时候。
    关于别纸的具体运用,陈文已引述P.3906书仪所说:
    凡修书,先修寒温,后便明体气,别纸最后。
    并指出别纸应当放在寒暄时节天气、问候身体平安的礼仪之后,而且要与这些套话分开,另成一个部分,按照这一规定,别纸其实是和吉凶书仪中的吉仪复书很像。例如前揭吐鲁番出土高昌书仪中的《与伯书》前纸有“便及春中,伏惟增怀。渐暄,不审伯尊[体]何如,不奉动止,下情倾(?)驰”语,就是专门用于“修寒温,明体气”的。此外更有通婚书。如陈文已指出,敦煌P.3909《通婚书、今时礼书本》中已明确将“别纸”作为通婚书和女家答婚书的复书第二纸,而它的前一纸,本来也是“修寒温,明体气”的,正式求婚的意思都是放在第二纸当中。
    《月仪》或者朋友性质的《相闻仪》等大体也不违背这一原则。如索靖《月仪帖》“正月具书”的“大蔟布气,景风微发,顺便绥宁,无恙幸甚”等就都是寒暄问候语,而下纸才轮到畅叙友情和对朋友渴想之意。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别纸和复书不过是对同一事物的不同称呼罢了。它所遵循的原则和原来吉仪复书完全一样。不过,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如陈静所说,由于如“孟春犹寒,伏惟某官尊体动止万福”一类套话尽人皆知,所以在书仪中便往往可以省略,尽剩“别纸”作为主要内容。这样别纸便有了独立而特殊的作用,而且别纸的内容大多不重复,没有特别的限制,这又是它们与固定格式的复书不尽相同之处。二是别纸在唐代出现的时间。唐代前期的书仪中只见复书而不见,别纸一称更多地是出现在唐后期五代,而且多是在官牍文范或称表状笺启书仪中,这种情况几乎很少例外。
    出现在官牍文范或表状笺启书仪中的别纸,甚至成为某种官文的别称。《新唐书》卷六○记有薛逢《别纸》十三卷(《通志》卷七○又载有《薛逢刀笔》一卷)。薛逢,新旧《唐书·文苑(文艺)传》言其曾为河中节度使崔铉从事,后入朝历侍御史、尚书郎,官至秘书监。别纸或者“刀笔”,应当就是他任藩镇记室或入朝后代他人或自己的官场应酬之作。今《全唐文》和《唐文拾遗》仅存其文十六篇,内有书、启等十三篇,均不以“别纸”为名。不过,这些书启大都直叙其事,并无寒暄问候语,如《谢西川白相公寄赐新诗书》直言“伏蒙仁恩,猥垂下顾,兼赐新诗三十首”,《上崔相公(铉)罢相启》也是从头即慰罢相事,不知其中是否有省却第一纸问候语的“别纸”在内。此外标明别纸的,还有存世如崔致远《桂苑笔耕集》中《上座主尚书别纸》、《贺除礼部尚书别纸》、《济源别纸》、《迎楚州行李别纸二首》等多首。可以肯定,以上别纸基本上都属于官牍性质。

    敦煌表状笺启书仪中,也有大量散见于起居、贺官、贺节、赠物和用于其他各种场合的官文别纸。其中确实有不少是删去了修寒温、明体气客套话的专门叙事之文。例如P.4092《新集杂别纸》有《贝州司空》一首,开头即是“伏以司空定难功高,平戎绩着,散庑金而不惭往哲,碎玉壶而宠迈昔贤;故得逈住宸襟,允膺殊渥”。虽有吹捧,但非寒暄,可以说是直入贺官“正题”的。又如P.3931中灵武节度使致甘州回鹘的书状别纸,都是涉及与回鹘关系的具体事实。但是这种情况并不是全部,同是《新集杂别纸》的“月旦贺官”即不是如此。例如“三月”一首道“伏以画鸭嘉辰,斗鸡令节;柳坼而黄莺显瑞,花鲜而曰驇呈祥。伏惟司空贾寇齐声,龚黄并价;夙着治民之绩,久彰及务之仁。(下略)”,内中虽无“明体气”却不少叙节令的“修寒温”,可见别纸的内容并不是绝对不写套话,而是可以根据情况要求所定,其用途也不一,有的只是为了表示贺节、贺官的郑重,如上述给节度使、朝廷大僚等的“月旦贺官”及“贺端午别纸”“贺正别纸”(P.3906、P.3931);有的是赠物,称“寄信(物?)别纸”(P.3906)、“具信”(P.2539v);有的就是切入主题的奏事或具体谈事了。
    官场中奏事或谈事采取别纸形式,原因之一是官文的格式、用法严格。表是表,状是状,奏(启)事是奏(启)事,不能混为一谈。这一点其实P.3900《唐前期(武则天时期?)吉凶书仪》已经反映。此书仪在给皇帝《庆正冬表》的“题函面[语]”中说明“应奏事者,但修状进其[状]如前”,并在下面记述了奏事的格式:
    某事某事略述事由。某年某月日敕遣臣勘当前件事如无制敕荷处分自须奏事者,依前头上建事由;右已下叙述委曲讫,云谨状。某年月日具臣姓名进……状后年月日具官姓名状(以下略)。
    这件奏事状附于表后,但与表不相连,后且要另具月日官名,可见如果奏事与表的内容无关,很可能是要别纸书写。
    给皇帝的表状、奏事需要分开,给官员特别是长官的公文也有同样的讲究。如陈文所示,晚唐五代别纸于官场奏事启事的特别多,恐怕就是由于有这样的需要。另在公文奏事之外,又有私事私情的表达,就更需要放到另纸之上了。李匡文《资暇集》卷下提到“大僚纸上题签,起于丞相李赵公(李吉甫)也。元和中,赵公权倾天下,四方缄翰日满阍者之袖,而潞帅郗士美时有珍献。赵公喜,而振武别纸则附于潞(按此句似应改为“而潞之别纸则附于振武”)。时阿跌光进(李光进)帅麟,览盈幅手字,知误,画时飞还赵公。赵公因命书吏,凡有尺题,各令签记以还,故于今成风也。”其中“别纸”明谓属于“尺题”,应在正式的公文之外,附着于公文,故称别纸。联系前揭魏晋南朝“别纸”用例,也基本上是在公文中。所以别纸的创作,应当来源于公文。这是别纸和复书两者最大的区别。即复书原来是用于家族朋友的一般场合,而别纸却是官场酬应之作。晚唐五代书仪中虽有将通婚书的第二纸也称作“别纸”的,但那只是后来两者被混淆了,并不是原来就不分。唐后期五代社会日益官僚化,时人也愈来愈重视官场生活。别纸是官场酬应中少不了的,可以作为固定格式的公文之后的另外叙事和说私话,当然更用在对长官的贺官、贺节、起居仪中以表达恭敬和郑重之意——在这一点上,它的性质又同于复书。所以,它才会在唐后期表状笺启书仪中大量出现并流行于社会。
    别纸并不一定是正书外仅加一纸。《北梦琐言》卷四称唐宰相卢光启“受知于租庸张濬。清河出征并汾,卢每致书疏,凡一事别为一幅,朝士至今效之。盖八行重叠别纸,自公始也。唐末举人,不问士行文艺,但勤于请谒,号曰精切,亦楷法于范阳公尔”。卢光启《新唐书》卷一八二有传,称其“字子忠,不详何所人。第进士,为张濬所厚,擢累兵部侍郎。昭宗幸凤翔,宰相皆不从,以光启权总中书事,兼判三司,进左谏议大夫,参知机务。复拜兵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卢光启后被朱全忠所杀,但原先仕途不可谓不顺。《北梦琐言》同条说他“先人服刑,尔后弟兄修饰赴举。因谓亲知曰:‘此乃开荒也。’然其立性周谨,进取多涂(途),着《初举子》一卷,即进取诸事”。《文苑英华》卷四○五薛廷珪《授卢光启等遂王友制》也称其“皆以丽藻雅文,独行当代”。是卢光启以文学进身,虽因先人犯罪服刑而致其出身不佳,但他善于进取谋职。“凡一事别为一幅”的“八行重叠别纸”是否由其创造,尚有可疑(详下);但这种别纸既是迎合了“勤于请谒”之需,又号称“精切”,就必然在礼数周详的同时,具备了使官场奏事清楚明白的特点,所以它的流行可想而知。问题是“重叠别纸”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形式呢?敦煌P.2945被定名为《权知归义军节度兵马留后使状稿》的一件书仪使我们得到关于它的启发。
    这件状稿的第一件有“相公尊体动止万福,即日某乙蒙恩,限守遐方,[末由拜]谒。谨奉状不宣,谨状”一类格式化的问候和用语,末尾有“七月九日权知归义军节度兵马留后使”的日期和署名,毫无疑问是“修寒温、明体气”的正状。第二状只有“不审近日尊体何似,伏愿精嘉药膳,以安社稷生灵。伏惟恩察,谨状”几句没头没脑的话。署名“权知归义军节度兵马留后使厶乙状上”而没有日期。在这件的下面还有六件,除最后一件是“凉州书”以外,余皆注明“又贺别纸”或“又别纸”。论者关于这件文书的年代及归义军留后究竟是谁尚有争论[8],但一致认为前七件书状和别纸都是留后致朔方节度使的,只有最后一件《凉州书》与之不同。从第三件开始,其别纸或说明已派出朝贡使团,请求朔方节度使在沿路予以关照和保护;或感谢朔方遣人“贵达方音,申阳关之宁谧”的厚意,告知得到朝廷来使“泽漏西天,诏宣荒裔”的欢欣;或解释朔方来人耽留,“盖缘(朝廷)使臣未行,所以稽迟回撤”的原因;或赞颂朔方节度使沟通敦煌与中原关系的恩德,表达感佩和敬羡之心。单看每一件别纸,可以认为各是一事,但是合而观之,却可以看得出皆有联系,并都关系到归义军遣使中原的问题,前后所说是一件事。根据写信内容和时间前后参差,或会认为,文书中的一件件别纸都是归义军在不同时间分别给朔方节度使的致信。但是其中一件别纸分明说道:“伏以边荒古戍,元本以(与)朔北通烟。十五年来,路鲠艰危阻绝”;《凉州书》也点明“前载得可汗旨教,始差朝贡专人,不蒙仆射恩隆,中路被温末劫杀”的事实,和提出“今乃共使臣同往,望仆射以作周旋”的请求。这就是说,归义军方面通使曾经失败,所以准备再次派遣朝贡使团与朝廷使臣同往。在此之前,敦煌与朔方之间的道路是多年来始终未打通的,所以就是朔方来人,也不得不等着与使臣一起出发。既然如此,敦煌怎麽可能一次次派人前往送信?由此推测,这些反映一段时间以来(从朔方遣人送信到朝廷来使到敦煌最后派使团出发)敦煌归义军动态和运作的别纸,只能是在派遣使团的同时一同带走。书状中的第三件写道:“谨差节度都押衙张进诚奉状陈谢”,则带走书状的使人是张进诚。

    而如果这样来解释,则除了《凉州书》之外的七件文书应当并为一状。第一件是状的开头,第二件是状的继续。此状虽然没有注明“别纸”,但事实上应为第一张别纸。惟其如此,才可以解释为什麽以下的别纸都加“又”字,而只有这张别纸与第一状结合,并加上其他五件“又贺(谢)别纸”、“又别纸”(不包括《凉州书》),才组成一件完整的书状。且如前所示,各件基本上是一事一纸,涉及到中原王朝来使示意,并通过朔方节度使斡旋和归义军决心通使中原的全过程。它的别纸、又别纸的层层套叠的形式,正是重叠别纸的典型。这些别纸之所以被抄在一起,很可能是作为归义军的档案或文抄。
    以这件书状提供的范式去寻找,在存世文献中其实也能够发现“重叠别纸”。比较典型的一件是崔致远《桂苑笔耕集》卷二○(《唐文拾遗》卷四二)《上太尉别纸五首》。崔致远是淮南节度使高骈巡官,该书为其任职藩镇时作,是一部典型的“掌书记文集”。别纸五首是其本人上使主书状。五首中,自第二至第五都标明“又”,很像是P.2945的情况。第一首称“某启,昨以乡使金仁圭员外已临去路,尚阙归舟,恳求通行,仰候尊旨。伏蒙恩造,俯允卑诚,今则共别淮城,齐登海舰(下略)”。这是说明得到高骈准许登船出海,并为此表示感谢和怀恋之情。第二首称“某启,伏奉手笔批诲,一行人并善将息风涛者,俯顾微流,仰窥尊念,望淮海则陟遐自迩,指风波则视险如夷”。这是说在海上行进,并再次表示“下情无任感激攀恋兢灼之至”。第三首是“伏奉尊诲,药袋子悬于船头,不畏风浪,慎勿开之者。仰挂青囊,远踰碧海,必使天吴息浪,水伯迎风。既无他虑于葭津,可访仙游于蓬岛。惟愿往来无滞,忠孝克全(下略)”。这是企求海上的平安。第四首称“某舟船行李,自到乳山,旬日候风,已到冬节,海师进难,恳请驻留。某方忝荣身,惟忧辱命,乘风破浪,既输宗悫之言;长楫短篙,实涉惠施之谋。虽仰资恩煦,不惮艰险,然正值惊波,难踰巨壑。今则已依曲浦,暂下飞庐,……候过残蜡,决择行期(下略)”。这是说明遇风浪不得不停留的苦衷。第五首称“某启,自叨指使。惟欲奋飞,必期不让秋鹰,便能截海。岂料翻成跂鳖,尚类曳泥。虽慎三思而行,且乖一举之隽。既劳淹久,合具启陈(下略)”。这是再度表达了不能成行的无奈,最后并用“龙鹄无失,藩羊无失,惟愿时然后行,必当利有犹往”之类的话以自解,示将随遇而安。总之,五首所言都是出海之事,有一定的时间性和过程,但主题、中心为一,前后贯通。出海时不大可能一次次的派人送信,这些别纸也应当是一次送出。如果我们判断的不错,在这五首别纸之前,还应有一纸正状,内有“相公尊体动止万福”、“即日某乙蒙恩,……谨奉状不宣,谨状”之类问起居的套话,否则会显得突兀和无礼。正状加上五首别纸,才是一件完整的书状。
    另外从上例也同样说明,有时重叠别纸的使用是可以记载一段以来发生的事情。须知卢光启的“八行重叠别纸”就是使用于“清河(张濬)出征并汾”之际,则由于征战之际通信不便也应是重叠别纸产生的一个原因。晚唐五代常常出现动乱局势,交战期间书信不方便寄出大概是常事,所以只能随时写下一并送到。敦煌P.2945卷尤能说明这一问题,试想其时道路不通,朝贡如不组织使团且无各方保护则不能到达。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一次次派出使人送信,灵武使者长期逗留敦煌和七件书状别纸的时间跨度长由此不难理解,所以除了叙事清楚外,可以将一段时间内随时发生的情况连续奏报并集中发出,这也是重叠别纸使用的意义所在。
    崔集卷一九又有《迎楚州行李别纸二首》和《与金部郎中别纸二首》,均为代高骈所作,其第二首均标明“又”,是否重叠别纸也甚可疑。虽然一为接楚州来的“尚书”,一为与出牧州郡的某“金部郎中”的应酬文字而内容有别,但两件的形式非常相似。其第一首都以“不审近日尊体寝膳何似”之类语开头,接下都有天气或者时景的寒暄,如“伏以源滋桐柏,浪接蓬莱,虽惭临郁燠之期,而宛对清虚之境。开乐镜而真同月映,泛膺州而况值风调”;或“况属迟日载阳,光风遍煦。燕歌莺舞,深知酌桂之欢;智水仁山,静月据梧之兴”一类。接下来的第二首才是更具实质性的。文皆以“某启”开头。“迎楚州行李”言及“今月某日专使至,伏蒙恩慈,特降尊诲。跪读欣忭,不任下情。伏审尚书远赴天庭,将遵水道。整兰桡而思郭泰,指桂苑而访刘安”的来龙去脉和“今者伫迎鹤驾,即觑龙章;既知天幸遭逢,唯切日深踊跃”,准备迎接的急迫心情。“与金部郎中”也在地其第二首中也用大量的形容词语吹捧对方“大雅含清,中庸处厚,既以高明肃物,能将全德镇时”的德行,和“兰抛粉闼,竹领朱轓;出分天子之忧,来慰海人之望”,即到地方来任官,发挥才能,前程远大,以致“入觐蓂阶,坐调梅鼎”并非“月中之梦”;表达了自己“仰趋马帐,忝预生徒,无任攀恋祷祝兢惕之至”的企羡之心。两件书状文字优美,很像是早先月仪或者朋友书仪的翻版。这样的书状,很可以使人了解到在文人的笔下,怎样“古为今用”地将原来的文学形式改头换面地照搬到官场酬应中来。不过,既然称作别纸,则我认为两件书状也都不是完整的。在别纸之前,问安或问起居的正状还是不能少的。

    崔集中还有许多别纸,除了上面提到的之外,卷七还有“别纸二十首”,其中《滑州都统王令公三首》、《郑畋相公二首》、《吏部裴瓒尚书二首》、《宣歙裴虔馀尚书二首》、《盐铁李都尚书二首》等也都是一人两首以上。但这些别纸并不一定都是重叠别纸。如《郑畋相公二首》就明显为两次,一次时间在中和二年(882)二月郑畋命相,一次却在他被罢为太保之后。此外崔集卷八、卷九、卷十的书状中有《徐州时溥司空三首》、《幽州李可举大王四首》、《都统王令公三首》、《浙西周宝司空五首》、《宣歙裴虔馀尚书三首》、《护军郄公甫将军三首》、《壁州郑凝绩将军二首》等;虽然也是一人多首,但原集既没有指出,也很难从内容上认定他们就是别纸或重叠别纸。别纸有时不宜判断。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别纸和重叠别纸用于下对上或表尊敬的场合比较多,上对下则不用。它们与一般书状一样,显然都是藩镇与朝廷或藩镇之间、中央地方官员之间相互往来的产物,是当时各种政治关系的真实反映。别纸的大量使用,的确是适应唐末五代中央地方政治生活和官场交际的各种需要。
    崔集中重叠别纸的出现,也使我们发现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即《北梦琐言》提出“盖八行重叠别纸,自公(卢光启)始也”,并不一定正确。因为如说卢光启创始,则时间不早于“清河(张濬)出征并、汾”的大顺元年(890)[9]。崔致远是与卢光启同时代的人。但是,根据崔致远进《桂苑笔耕集》的奏状,其时间是在中和六(元?)(881)年的正月。如果本文对崔集中重叠别纸的判断无误,则重叠别纸的形式在中和以前就已经有了。《北梦琐言》的作者孙光宪提出卢光启创造是由于看到当时社会的流行,并且用一“盖”字,说明也是一种推断。笔者推测,社会以卢光启为榜样是因他名气大、文笔好,或者是因他将已流行的别纸用八行笺又规范了一下,使之更加简明清楚。如果只说重叠别纸的话,其创作应在崔致远之前,而且至少文人荟萃的江淮一带早就流行了。笔者曾经讨论过掌书记文学对表状笺启书仪文集制作的影响,重叠别纸也有可能是在藩镇地方首创而传给中朝人士的,这种情况其实很符合唐末五代文学传播的规律特点。
    以上是关于别纸的一些补充。由于史料阙失和记载不明,我们在文献中发现的别纸和重叠别纸还不是很多。另外我怀疑有些官文书启虽然从名称及形式看都是一纸单书,实际却是无开头语而直叙其事、去掉了第一纸寒暄的别纸,这就使我们无从分别。关于这一点,我们确实还需要进一步的证明和发掘。不过有一点是值得思考的,即魏晋南北朝时期开创的复书和别纸本有民间和官场的两种功用,但唐以后随着民间吉凶书仪中复书应用的不断减少,表状笺启书仪和传世文献中的官牍别纸却是逐渐增加。这就是说,一方面贵族创造的繁琐礼仪随着庶民社会的发展需要走向简约,但是另一方面新的繁文缛节却又在业已成熟的官僚社会中滋生发展,成为一种新的模式。中古社会的礼仪就是在这样的一种矛盾中递进,书体的变化也是如此。不过,形成两纸或多纸的“别纸”并不是以往复书的简单重复,而是有着实际内容并有着自己的规格,从而体现着时势的特殊要求。所以,进入宋代以后,别纸仍然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由此出发,别纸的频繁使用显然不能认为完全是一种书信形式的倒退。
    [1]《敦煌写本书仪研究》,《新定书仪镜》题解,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3年,371—374页。
    [2]宋家钰、刘忠编《英国收藏敦煌汉藏文献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263—281页。
    [3]《敦煌学集刊》1999年1期,105—114页。
    [4]《中国史研究》2001年3期,69—71页。
    [5]《敦煌写本书仪研究》,《新定书仪镜》题解,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3年,371—374页。
    [6]《敦煌学集刊》1999年1期,105—114页。
    [7]按萧顺之死于永明八年,见《资治通鉴》卷一三七,标点本4296页。
    [8]李正宇《曹仁贵归奉后梁的一组新资料》(武汉大学《魏晋南北朝隋唐使资料》第十一辑)首提出这件文书的年代在后梁贞明中,留后是曹仁贵(议金)。之后,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一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也同意这一说法。赵和平《敦煌表状笺启书仪辑校》(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则认为留后是曹元德。笔者认为留后是曹元深,将于另文详论,故此处不再赘述。
    [9]详《资治通鉴》卷二五八,中华书局标点本8399—84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