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帝国主义，战略恐怖主义，还是天下主义？ |
| 一、 新帝国：战国逻辑的一个结果 如果不考虑意识形态，冷战时的力量格局应被描绘为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核恐怖均衡。按照基辛格的理论，由于双方都担心对方会进行核报复，所以不轻易发动核攻击；又因为任何常规战争都可能升级为核战争，所以双方尽量避免冲突（1972）。美苏两国甚至自觉地利用核恐怖互相制衡。1972年，它们签署了《反弹道导弹条约》，其用意就是将双方暴露在对方导弹攻击的威胁之下，反而促使双方谨慎从事，进而减少核战争爆发的可能性。事实证明，核恐怖均衡是起作用的。自二战结束到苏联解体的近50年间，除了一些局部战争，世界基本上是和平的；尤其是，美苏之间没有打过仗。 显然，与无核世界相比，核恐怖均衡是一种不合作均衡。我曾提出，在存在着武器竞赛的情况下，不合作均衡也是不稳定的，因为会有一种"不合作升级"现象，或叫作"不合作非均衡"（盛洪，1999，第188页）。即当其中一方在武器技术上有重大突破后，就打破了原有的军备均衡，获得不合作升级带来的好处（见图一）。两个超级大国的竞争又类似于经济学描述的双寡头垄断。一般而言，当有两个竞争者时，竞争往往是恶性的，即一方要将另一方淘汰出局，才善罢甘休。尽管不合作升级对整个世界没有好处，由于会给其中一方带来暂时利益，所以变得似乎不可遏制。因此，核恐怖均衡是不稳定的。 说明：当美苏双方知道，一旦发生核战争，双方都会同归于尽（-∞ 比 -∞），它们宁愿采取核恐怖均衡的策略（5比5）；但美国打破了武器（包括导弹、生化、基因和太空武器）水平的均衡，即采取了不合作升级的策略，获得了相对于俄罗斯的明显优势，它必然挖掘这一优势所带来的好处，成为新帝国（10比-20）。 事实上，虽然没有爆发核战争，双方都在"暗中较劲"。其目的是改变力量对比，在竞争中胜出。直接来看，尽管双方签署了一系列保持战略武器平衡的条约，但任何一方从来没有放弃过改进武器的努力，或者钻条约规定的空子，或者开发没有条约约束的、但更为"先进"即更为可怕的武器。而其战略，包括改变结盟关系（如从苏中结盟到美中结盟），也包括经济发展的竞赛，因为军事实力背后一定是经济实力。更长远地看，即使两大国没有太大的变化，其它国家的发展也会打破现有均衡。拥有核武器的国家越来越多，在核俱乐部中达成一致也就越来越困难。苏联的解体证明了这种两国体系的不稳定性，而冷战后新的核国家的出现，使核恐怖均衡体系变得更加复杂了。 冷战的结束，实际上就是这场双寡头竞争的一个结局。尽管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仍是一个军事大国，但其经济实力已经远远落后了。这意味着两大国体系将要终结。充分意识到自己优势的美国显然要面临选择：或者继续维系这种均衡；或者摆脱它，走向单极世界，即本文所说?quot;新帝国"。与一个其实力与自己相差甚多的国家维系一种均衡，意味着美国要压抑自己的发展潜力，同时要在国际经济政治关系中放弃假如在单极世界中无需放弃的利益。而如果摆脱旧有均衡的束缚，走向新帝国，尽管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建立战略导弹防御体系有某种增大核战争的危险，由于对手俄罗斯的衰落，这种危险已经不如原先那样大了。更重要的是，在这样一个美国实力上升，俄国实力下降的阶段，把握时机扩大优势、拉开距离，则可以一举成为没有竞争对手的超超级大国。其对美国的好处自不必说。对世界而言，从短期看，一个新帝国支配的国际经济政治格局比双寡头的情形似乎更具稳定性。 因此，不管是否小布什上台，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国际规则下，美国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在短期内的理性选择，就是要成为一个新帝国。原来保证核恐怖均衡的条约体系，现在在美国看来都是要摆脱的"过时的"束缚。美国参院否决批准、继而小布什不再要求国会批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使美国实际上退出了该条约；为推出战略导弹防御体系，美国公然退出《反弹道导致条约》；一直秘密研制生化武器，在被披露后又声称"为了防卫"，干脆把《禁止生物和毒剂武器公约》视为一纸空文；我们更不惊讶，当美国宣布要研制太空轰炸机时，也不认为还存在《外空条约》了；更不用说美国还在加紧研制暂时没有条约束缚的基因武器。进行新的一轮武器升级和扩军备战，加上海湾战争，北约东扩、科索沃战争和阿富汗战争，就是美国走向新帝国的足迹。问题是，新帝国是可能的吗？它将给世界带来什么？ 二、新帝国的经济逻辑 人类历史中出现过的一些大帝国，它们幅员辽阔、包容各族。尽管它们多是靠武力征服，但也带来了更大规模的公共服务，范围更大的市场空间和统一的法律制度，因而也曾有过短暂的繁荣，甚至相当长时间的稳定。然而帝国也内在地包含着导致崩溃的因素。首先是帝国赖以控制和扩张的暴力机器，要靠不断扩张带来的利益激励。如罗马帝国军人的回报就是被征服的土地和奴隶。这需要把扩张当作常态。然而持续的扩张既会导致帝国规模过大，也会激起周边民族的仇恨。规模过大会增加统治的难度。帝国的办法或者是增加管理层次，或者是多君共治（如罗马和蒙古，参见吉本，1997；宋宜昌、倪建中主编，1997）。多君共治往往孕育着分裂，而增加管理层次就要增加组织成本。在起初，新增的统治成本通过进一步的征服来弥补，但当帝国的扩张超过一定规模，统治的边际成本逐渐增加，以至逼近扩张的边际收益时，帝国扩张就会放缓甚至停止。帝国的成本就会加到被统治人民的身上。扩张所引起的周边民族的反抗也会增加帝国成本。所以这样一种以扩张维持平衡，以帝国养帝国的方式不可能长期稳定。内部和外部的反抗带来统治成本的上升和扩张的中止，反过来又会减少甚至消除帝国赖以运转的帝国盈余。一旦帝国在财政上无法运转，就最终会导致帝国的崩溃。蒙古帝国和罗马帝国都是如此。 大英帝国是第一个现代帝国。在运用暴力实现征服方面，它与传统帝国没有区别。不同的是，蒙古人或罗马人只是在军事组织上占有优势，而大英帝国则将现代技术用于对武器的改进，主要以坚船利炮征服世界。大英帝国对被征服人民的掠夺也有某?quot;现代"色彩。一方面，它把殖民政府的税收用作海外军队的开支，或者直接转用到英国本土；另一方面，它通过对殖民地半殖民地贸易的控制，获得于已有利的贸易利益和工业优势，如在北美殖民地和印度所作的那样（斯塔夫里亚诺斯，1995，第241~256页）。当然还有奴隶贸易和鸦片贸易的利益。然而，尽管大英帝国也作了诸如公共服务、扩展市场和建立法治的努力，尽管它使用的是现代技术进行统治，被它盘剥的各国人民仍然起而反抗，最后瓦解了大英帝国。 十九世纪的殖民化运动，使得地球已经不再有"新大陆"了；二十世纪中叶的非殖民化运动，宣告直接统治的帝国形式也已过时。因而，新帝国对世界的主导主要采取非殖民统治的形式。替代直接统治的，是美国对海外的驻军和国际军事组织。在这表面形式变换的背后，是使新帝国能够形成和运转的新的财政逻辑。目前美国在世界上数十个国家驻军，人数达40万，每年耗费数百亿美元。美国通过北约以及与其它国家的军事协议，建立了国际军事体系，也支出巨大。就是在美国本土，美国军队的设置也是为了应付在世界上能同时打"两个战争"或"一个半战?quot;，而不仅仅是保卫本土。因而维持新帝国的费用是巨大的。有些时候，海外驻军的费用由较富裕的驻军国部分支付（如日本），美国也可能获得驻军国在经济和贸易上提供的优惠。但这只占较小的部分。美国只有支付维持一个帝国多于普通国家的军费的能力，才能作为一个新帝国运转。例如美国2000年的国防预算为2890亿美元，实际开支3400亿美元，如果按世界人均军费145美元计算，美国只需406亿美元军费，可以说，这额外花费的2994亿美元，就是美国作为新帝国的货币代价。 应该承认，在一个无政府主义的世界中，美国作为一种稳定的力量维持着国际秩序，从而相当于提供一些国际的"公共物品"。然而美国并不能向世界征税，更不能直接掠夺；尽管它经济实力很强，也不能对内增加赋税，因为这样做会削弱自由企业的动力。因此，新帝国的财政逻辑必是在直接掠夺世界和增加本国赋税之外存在着。应该指出，虽然没有直接的掠夺形式，在现代世界上，真正起支配作用的规则仍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规则，即武器先进者或军事实力强者胜。只是这种规则采取了新形式，美国也通过新的形式获得了维持新帝国的回报。 军事优势会对经济产生什么影响吗？我们想象一个具有绝对军事优势的国家。一旦它与别国发生军事冲突，获胜的概率非常高，最差也会打个平手。换句话说，它不会失败。首先要考虑，这种绝对的军事优势与军事技术和军事工业的发展有关。作为新帝国，它的军费开支的一大部分是用于军事技术开发和军火订货的。由于政府的额外支持，军工企业可以进行按市场判断看来过于冒险的研发投资，从而保持技术上的领先地位。从武器角度看，"较先进"和"较落后"的市场价值之差要远远大于一般商品。因为在"较先进"的武器面前，"较落后"的武器就接近于一堆废铁。因而在国际市场上，就存在着对新帝国的武器的巨大需求。事实上，美国一直是全球最大的武器出口商。2000年，美国军火出口额为186亿美元，占世界军火贸易的50.4%。在另一方面，美国的军火企业又多同时生产民品（如波音公司），领先的军事技术通常可以转变为民用技术，使这些企业在民用产品上拥有技术优势，间接地弥补额外的军事开支。 第二，绝对的军事优势还说明，拥有这种优势的政府是强有力的，从而它发行的货币是有保证的。自从人类社会接受纸币以来，纸币的信用和发行它的政府的信用是联系在一起的。因为纸币不同于金属货币，也不同于以贵金属为本位的货币，是由贵金属本身的价值来保证的；纸币的唯一保证，就是政府本身的稳定性，经济实力，和成熟的货币政策。应该承认，美元的地位，除了美国的经济实力和美国成熟的货币政策外，美国在世界上的军事地位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因而美元是一种最令人信赖的世界货币。它不仅成为各国外汇储备的主要成分，而且可以作为向第三国支付的硬通货，不再流回美国。甚至有些国家以美元为本位，发行自己的货币，或者干脆就用美元作本国的货币，即美元化。因而，美国作为世界货币的发行国，受益于世界货币的铸币税收益。而所谓铸币税，就是发行货币的收入减去成本。对于纸币来说，成本是很低的。据说每100元美元钞票的成本是4美分（张宇燕，2001）。政府还需要支付的，是维护货币流通的制度成本。而在国外，美国无需承担这种制度费用。而美国向世界发行货币的主要渠道，就是贸易逆差。这一贸易差额，近似地就是美国向全世界征收铸币税的数额。尤其自1982年以来，除了极个别年份，美国一直存在着高额贸易逆差，到2000年，美国的贸易逆差高达3696.89亿美元。如果扣掉广义的成本，如20%，约得2958亿美元，这很接近当年美国维持帝国的额外支出，即2994亿美元。 第三，绝对的军事优势还意味着，美国人的安全和在美国的资产的产权获得了强于其它国家的保护。从产权理论角度看，产权的安全程度具有市场价值。一个受到100%保护的产权要比一个受到80%保护的产权更有价值。而在一个易于受到侵犯的国家中，产权受到保护的程度显然不如在一个国防强大的国家中。将同一个资产放在黎巴嫩显然就不如放在美国更有价值。因此，这种产权的安全性一方面使得在具有同等物理性能的资产中，美国的这类资产更有价值，另一方面也对外国资产产生巨大的吸引力，使它们流向美国。美国资产具有更高的市场价值，是对美国军费开支的又一种弥补方式，而外国资产，主要以可流动的资本为形式，向美国的流动，可以从几个方面给美国带来好处。一是资本向美国的流动显然增大了对美元的需求，从而使美元处于较高的汇率价位上，这意味着美国可以较少的美国资产交换较多的外国资产；一是美国可以以更好的条件，即更低的利率，更少的产权份额获得这些外国资产；一是在美国货币政策即定的情况下，流入的资本为美国提供更多的货币供给。 于是作为外国贸易盈余的美元又大部分以购买美国金融资产的形式回到美国，例如1998年，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为2200亿美元，而资本与金融项目顺差则为2100亿美元。这相当于美国用本国的金融资产的产权交换外国的实物商品。这些金融资产的大部分，是美国政府债券和美元现金。也可以说，美国新帝国的财政资源几乎完全依赖于它发行世界货币的铸币税，而具体表现形式，则是外国对美国金融资产、尤其是美国政府的金融资产的投资。由于在金额上极为接近，我们可以近似认为，外国向美国政府债券的投资，又被用于美国政府的军费开支。这虽然具有讽刺意味，但不过是一种新形式的帝国传统，?quot;以帝国养帝国"：帝国赖以统治世界的资源，是被它统治的世界提供的。而前述铸币税之外的种种好处，则可以被看作"帝国利润"。 三、新帝国的政治性质 接下来的问题是，新帝国能给世界带来好处吗？它能像一个公正超脱的国际立法者和执法者为世界带来公共福利的增量吗？这取决于新帝国在国际政治中的运作规则，以及它本身的政治文化性质。 事实是，美国作为新帝国在世界上的行为，依赖于美国对外政策和国际战略的政治决策机制。尽管美国总统在对外政策上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但这个决策机制的基本规则仍是民主投票程序，因为总统究竟是选举产生的。问题在于，这样一个机制能够制订出符合世界利益的对外政策来吗？答曰，不能。这是因为，民主之所以在政治上公正、在经济上有效率，是因为它符合一致同意原则。即任何一个被决策所影响的人都应参加这一决策；而所有相关人都同意的决策，才是一个最佳的决策。否则就存在公共决策中的外部性问题（布坎南，2000，第208~218页）。而一旦涉及对外政策，这一决策所影响的外国人并不会参预投票。这样的决策程序就缺少民主之所以有效的基本要素。因而我们不能保证，一国人民投票决定的对外政策，会符合世界的利益。由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的个人投票合成的对外政策，往往反映了对该民族利益最大化的追求。这种追求有可能是以损害别国利益或世界福利为代价的 。尤其当一个国家具有武力上的优势时，其国民更有可能倾向于用军事手段、而不是政治手段解决与外国的冲突。只是在偶然的情况下，即一国的军事实力与他国势均力敌，理性的国民才会从长远考虑，选择其结果会对世界各国有利的对外政策。 由于存在决策成本，少数服从多数退而求其次地成为实际的民主规则，这同时又成为民主制度的致命问题。具体到美国，由于实行代议制，由于院外压力集团的合法存在，又由于新帝国在根本上依赖于军事优势，军事工业集团会在对外政策中扮演独特的角色。尽管这个利益集团人数较少，但正如曼瑟·奥尔森教授所指出的那样，利益较大、而人数较少的利益集团恰恰更能形成集体行动，具有与其人数不成比例的能量（奥尔森，1995）。这一集团的利益决定了，它喜欢战争而不喜欢和平。因而通过院外活动，它会使民主程序决定的对外政策偏向于美国对外的军事干预，偏向于制造紧张局势，偏向于采取战争手段 。除了通过游说直接影响议会外，它还通过对传媒的控制间接地影响民意。事实上，美国许多大的传媒系统都与军事工业集团存在着各种联系。这样的政治过程不仅可能作出不利于世界的决策，也有可能作出不利于美国、而只有利于这一利益集团的决策。因为根据奥尔森教授的理论，如果军事工业集团的利益只占美国利益的1%，根据理性计算，它就有可能为了自己的一份利益，不惜牺牲百倍于此的美国利益（Olson, 1993）。 除了国内政治过程，美国的道义资源和经济理念也似乎不能保证美国作出有利于世界福利的决策。道义的第一个资源是民主。但是在国际政治中?quot;民主"似乎只是美国证明自己国际行为合法性的招牌，而美国并不想在国际政治中实行民主。一方面，为了"国家利益"美国经常与反民主的政权站在一起；另一方面，打着民主的旗号对他国的干涉又经常会损害民主的道义形象。由于国际政治中的民主，无论是一人一票还是一国一票，都会贬抑美国军事优势的价值，因而从理性人的角度看是不可接受的。因此在现实中，美国新帝国的国际合法性，甚至还达不到中国春秋五霸的水平。春秋五霸第一要打着周天子和仁义的大旗，第二要通过诸侯会盟来获得称霸的地位，从而具有较高的合法性；而美国经常把联合国、甚至盟国抛在一边单独行动，则缺少民主保证的国际合法性。 第二个道义资源是自由，它同时也是美国人的经济理念。在一国之内行之有效的经济自由，一旦进入国际领域，就有两个修正条件。第一是没有政府；第二是不能自由迁徙。由于处于无政府状态，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冲突往往依赖于双方的力量对比，从而较难获得公正的裁决。即使假定自由贸易的规则是公平的，由于不同国家的自然禀赋、文化背景和技术水平的差异，有些国家可能会持续地承受贸易逆差和资本外流，从而在自由贸易全球化的过程中走向边缘。但由于没有人口在国际的自由迁徙作为补偿（像国内那样），国际自由贸易并不会导致全球皆大欢喜的结局。更何况，作为自由贸易的鼓吹者，美国人在现实中并非对之盲目崇拜。在立国以后的近二百年间，美国一直奉行贸易保护主义，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走向自由贸易。因而美国本身也不能成为自由贸易的道德楷模。因此，即使我们考虑到WTO对国际贸易无政府状态的改进，对自由贸易的简单鼓吹和强力推进，在没有自由迁徙作为补充的情况下，仍不是符合世界利益的。 第三是基督教。尽管经新教改革和世俗化，基督教已经变得更为宽容，但它仍是世界上最具排他性的宗教之一。特定的圣子形象，与具体历史相关联的宗教故事，使得具有较高超越神圣性的基督教，却不具备超越种族、国家和文化的性质。在基督教世界内部的成功，西方国家在近代以来在国际上的军事、政治和经济优势，使得基督教的传教热情与殖民主义时期的扩张冲动相辅相成。火刑柱和十字军的历史提醒我们，它曾因为信仰而杀人。直到今天，它的宗教理想仍主要是世界的基督化，而不是与其它文明平等交流、相互融合。因而，基督教作为美国的一种道义资源，更缺少增进世界福利的含义，却会增大冲突的可能。与伊斯兰教上千年的宿怨，更有可能把较小的纷争变成危险的宗教战争 。而不断改进杀人武器的努力，已经变成保卫神圣基督教的高尚事业。 我们也应看到，在美国也有一些不适合用来标榜、却实际存在的文化意识，如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情结。我们可以在美国早期的文献中看到大量这类情结的表述（迈克尔· H·亨特，1999，第21~95页）。而在今天，这类情结或者借助于"自由、民主、人权"的漂亮外衣而发泄出来，或者深深埋藏在心底，却仍然是美国文化中不可低估的力量。它们显然会推动美国在当今国际政治中扮演负面的角色。 当然，在美国多元而丰富的文化中，也有一些主张宗教宽容、种族平等、普世人权、反对战争的传统；在美国政府的外交传统中，也有追求道德理想的威尔逊主义（基辛格，1998）；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制衡了上述倾向。然而无论怎样，新帝国的政治性质，最终还要取决于它赖以存在的基本规则，即军事力量强者胜的规则。为了维护新帝国的单极统治，美国必须不断地开发更为"先进"、从而更为可怕的武器。这一规则本身就违背了全人类的根本利益，即世界的和平。静态地看，这一规则将本可以和平利用的资源耗费在开发和制造武器上；动态地看，它鼓励所有的国家参加这场实则野蛮的竞争。为了维护新帝国的优势地位，美国也必然采取削弱它的潜在对手的国际战略。如果哪个国家在现有的国际经济规则下出现经济上的崛起，从而有可能在较大程度改变与美国之间的经济力量对比，甚至有朝一日会超过美国，维护新帝国地位的美国人就宁肯不遵循这一经济规则，进而会采取各种压抑潜在对手发展的措施，甚至可能动用武力 。美国就有可能从国际公共物品的提供者变为国际公共灾祸的提供者。 因此，尽管新帝国在中短期内能给世界带来相对的稳定，非殖民化的世界大势和美国的理想主义约束着美国比以往传统的帝国更为收敛，但由于缺少外在的制约力量和内在的自律精神，如同一个在双寡头竞争中战胜对手的垄断者，美国在更多的时候会以损害别国和世界的利益为代价，为自己捞取好处。反过来又会引起其他国家对美国的反感和抗拒，这又增大了美国作为新帝国的成本。随着时间的推移，新帝国与其他国家的冲突可能越来越多，维系帝国的成本也会越来越高。这可能成为新帝国没落的原因。而由于新帝国基本规则的支配，它主要依赖于对武器的技术改进来对付每一个新的危机。尽管从获取财富的形式上看，新帝国比以往直接掠夺的传统帝国更?quot;文明"，但从它维持其统治地位的深层规则（即武器先进者胜）来看，它远比传统帝国更为危险。因而无论是它过于强大，还是它走向没落，都可能给世界带来阵阵伤痛。从长远看，这是将人类引向深渊的毁灭之路。 四、战略恐怖主义的国际政治含义 "911事件"与以往的恐怖主义事件不同的地方，是它具有战略意义。所谓有战略意义，就是说它对整个国家乃至世界政治，都会产生系统性的影响。而在此之前的某个劫机事件或爆炸事件，都难以产生如此影响。因此我们称进行此类活动的恐怖主义为战略恐怖主义。那么，对于国际政治来说，它意味着什么呢？ 首先，战略恐怖主义的出现已经使核恐怖均衡的条件不复存在。核恐怖均衡战略是以能够进行核报复为基础的，而报复的对象是另一个民族国家的人民。在这时，一国人民是另一国人民的核人质。然而战略恐怖主义者并不代表任何民族国家，他们的行为多是在隐秘的情况下进行的。尽管总有些庇护他们的国家，但一来他们隐藏在哪个国家并不确定，二来庇护国家的人民究竟与恐怖分子没有直接关系，为恐怖事件对他们进行报复就缺少道义基础。更何况，在极端情况下，恐怖分子在策划和准备阶段，可以隐藏在他们想打击的国家本身而不露出破绽。因此，面对战略恐怖主义、尤其是核恐怖主义，报复将失去目标，核恐怖均衡战略也就不攻自破。 第二，完全制止和准确打击战略恐怖主义在技术上是不可行的。由于战略恐怖主义会对一国或国际社会造成系统性的破坏，若要防止战略恐怖主义的发生，就必须进行系统性的防范。如全面地增加安全检查，显著地限制移民和外国人入境，以及建立城市防空系统，都要付出高昂的代价。与直接费用相比，对自由权利的限制将不仅与政治理念冲突，更因干涉了经济权利而损害整个社会的效率。一个社会无法长期承受这样的成本。在另一方面，由于恐怖分子具有很强的隐蔽性，若要准确打击并且不伤及无辜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使得对恐怖分子的打击处于两难境地：或者不能惩罚恐怖分子，或者不可避免地伤及无辜。前一种情况将使恐怖分子有恃无恐；后一种情况则会创造出新的恐怖分子。 第三，最为重要的是，仍然建立在暴力基础上的战略恐怖主义可能会颠覆"武器先进者胜"的规则。这一规则支配了整个近现代史。按照这一规则，哪个民族国家拥有更先进的技术、并把这些技术应用于武器制造，哪个国家就能在战争中获胜，并在国际关系中处于优势地位。而"911事件"则说明，借用民用设施，采用低技术武器也可以造成战略性的破坏。这使恐怖分子有很宽的选择空间，并且能够不断"创新"。恐怖"创新"将使恐怖主义防不胜防。任何更准确、更具杀伤力和破坏力、使用者更为隐蔽的武器发展，不仅无法战胜这些恐怖分子，而且最终会为恐怖分子所用。因为无论技术多么先进，一旦武器被制造出来，就终究会扩散，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已。如果任何先进武器最终会对准武器发明人的话?quot;武器先进者胜"的规则就会被打破。 由于具有这几个基本特点，战略恐怖主义对国际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比较直接的，是增大了新帝国的成本。由新帝国的特点，它可能在国际冲突更少公正性，从而更可能会受到那些受新帝国压制的民族的仇恨；恐怖主义作为这些民族解决冲突的一种方式，更有可能将新帝国作为它的攻击目标。无论战略恐怖主义得手，还是严密的安全防范措施避免了战略恐怖主义，都将使新帝国受到削弱。在前一种情况中，由于丧失了安全感，新帝国的资产将会贬值，国外资产也会望而却步，外国资本的流入将会大幅减少；美国军事力量威信的下降，将影响美元的地位，使之大幅贬值；由于恐怖袭击更有可能发生在交通和通信领域，人们宁肯放弃较有效率、但更不安全的交易方式，这导致交易效率下降，进而影响生产效率。在后一种情况中，尽管美国的安全得到了保障，但这种保障的直接成本（如安全设施的开支）和间接成本（如限制自由所带来的效率损失），也会通过削弱美国的经济实力、间接地削弱它的军事实力。这两种结果都将打破前述新帝国的经济逻辑，即靠贸易逆差发行作为世界货币的美元，同时通过外国向美国的投资将世界美元用作美国的帝国资源。因为一方面，外国将减少持有的美元，从而压低美元汇率，这又会缩小美国的贸易逆差，从而减少了世界货币的发行，即减少了美国的铸币税收入。另一方面，外国资本流入的减少同时就减少了美国可以支配的世界资源。这两个方面可能共同使贸易逆差和外国投资达到一个新的均衡；也有可能使新帝国出现恶性循环，即因为安全感丧失导致的铸币税收入的减少而被迫缩小了军费开支，又因为军费开支的缩小进一步降低了安全感。它也可能成为新帝国没落的先兆。 然而在另一方面，尽管战略恐怖主义削弱了新帝国，但由于它采取的仍是暴力方式，因而它不过是使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丛林更为复杂一些罢了。由于世界上还存在着其它强国，新帝国如果可能衰落的话，又会出现两个或多个强国对恃的局面。这也不是一个稳定的局面。并且由于战略恐怖主义的存在，它不仅可能作为民族国家之外的新的暴力力量加入到战国中来，而且由恐怖主义的隐蔽性和突发性，战略恐怖主义可能会引起更多的冲突。当然只有在很小的范围内，它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即提醒世界不要忘记较为弱小的民族群体。 五、天下主义的政治安排和道德约束 美国本来可能成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民族。它可以依赖于自己在军事、经济、政治上的绝对优势，在冷战后结束弱肉强食的丛林规则，禁止试验、并最终销毁所有核武器，终止所有对武器的改进，扭转人类走向毁灭深渊的可怕路程。但它没有这样做，它的优越感，它的政治制度，和它缺少解决战国问题的历史资源，使它身不由己地走向新帝国。 但是，新帝国并非美国的最佳选择。它只是美国某一部分人在短期内的最佳选择。一个重要的事实是，美国越是走向新帝国，越是拥有军事上的优势，美国人越没有安全感。这和人们的初衷颇为相反。美国人对战略导弹防御体系的态度就能说明问题。世界上军事力量最强大的国家，却似乎最担心它的安全。如果此逻辑成立，地球上没有一个国家是安全的了。问题在于，这个为外人百思不得其解的现象恰恰反映了美国政治制度的致命缺陷，即通过政党政治、院外活动和传媒宣传，军工集团操纵了美国的政治。建立强大的军事力量，走向新帝国显然符合它们的利益。然而为了获得持续的好处，军工集团必须不断地夸张美国所面对的危险，直到大多数美国人真的以为是危险的时候，它们才能获得必要的政治支持。然而这样一来，美国人就越来越会为安全担忧。 另一方面，美国的强大又使美国人民在就国际事务投票时，倾向于军事干涉。因为每一个美国公民在投票时，就是在进行成本和收益的计算。军事上越具有优势，和对手的差距越大，人们越认为战争的成本较低，而收益较大，越倾向于发动战争 。所以可以推测，如果美国的战略导弹防御系统果真能够奏效的话，美国的国会将会更加好战。然而，任何凭借技术力量就能从肉体上将敌人全部消灭的想法都是错误的，因为敌人是"仇恨"创造出来的。一个国家越具有军事优势，就越有可能在处理国际事务中缺乏公正，因为使用军事手段就可以不考虑对方的理由，而兼听往往能够纠正一方的偏见。因此成为新帝国的美国可能四面树敌，军事优势反而创造了越来越多的敌人。他们将采取各种各样的形式"报复"美国人。 最后，即使美国能够在短期内避免这些问题，美国毫无约束地改进和发明杀人技术，最终会和全人类一起灭亡。和其他民族不同的地方是，其他民族是被迫接受这一悲惨命运的，而美国人有可能改变这一命运。美国人为了短期的技术上的领先，就率先破坏经过多年努力的核军控和核裁军进程，使和平希望毁于一旦。但是我们谁也不能保证一国总是保持技术上的领先，美国的短视只会带来新的军备竞赛。在技术大大前进了的今天，就有可能创造出比核武器高一个数量级的武器。既然核武器已经可以毁灭人类，这种新的武器（如基因武器）就更容易做到这一点。 对于那些相对弱小的文明而言，战略恐怖主义显然也不是最佳选择。尽管战略恐怖主义可能削弱新帝国，但它不能阻止新帝国沿着不公正的国际政策继续走下去。"911"以后，美国更为强硬地站在以色列一边就是明证。问题在于，恐怖主义的形式本身，就使它失去了道义力量，从而得不到大多数国家和民族的支持。而新帝国的政治性质决定了，它更看重对恐怖主义的眼前报复，和借口对恐怖主义的打击强调美国的安全利益，而较少反省在战略恐怖主义背后所蕴含的国际政治因素。"911事件"并没有延缓、而是加速了美国从《反导条约》中退出；美国的鹰派力量空前强大。战略恐怖主义不是新帝国注定要衰落的主要原因，这个原因只能是新帝国自身，但战略恐怖主义及其所代表的民族却有可能成为新帝国的殉葬品。 因此，在技术高度发达的当今世界，只有给全人类带来和平与福祉，一个民族才能持久繁荣。而走向持久和平，仍是人类至今没有解决的重大难题。在我看来，这大致应该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是建立一个公正的有权威的国际组织；第二是各国将裁军之后的军事力量交由这个公正的国际组织指挥；第三是通过平等交往实现各个文明的融合与整合。第一个方面涉及到对联合国的改造。尽管联合国要比美国的单边主义要好，但它仍然是以军事实力的大小进行权力的分配。五个常任理事国同时就是五个核大国的事实说明，联合国不过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合法形式而已。因此，只有改变分配权力的规则，按照人口和其文化对和平的贡献安排安理会的成员资格，增加譬如埃及、印度、秘鲁等国（而不是德国、日本）作为常任理事国，联合国才有可能是一个公正的机构。第二个方面，若要联合国成为一个具有权威的国际机构，就必须掌握相对于各国都具有优势的军事力量。这需要第一，各国进行裁军；第二，将裁军后的军事力量交由联合国掌管。当国与国出现冲突时，可由联合国安理会甚至联合国大会出面裁决，并由联合国的军事组织强制执行。 然而，实现上述两个方面不仅异常艰难，并且即使实现了，也并不能完全解决国家民族之间的冲突。我们应当看到，国际政治问题并不是"民主"能够完全解决的。在国际上，任何一个服从多数规则的决议都有可能损害很大一部分人口；因为许多迥然不同的文化和宗教的存在，这种损害就会更为深重。因而如布坎南教授所说，民主不能很好地适用于文化异质性太强的社会中（2000，第124~125页）。因此，天下主义的政治安排，实际上要以天下主义的文化为前提。即世界上的不同文化，在保留自己的特性的前提下，融合成一个全球文明。如果存在巨大的文化分歧，人们甚至连什么?quot;公正"都不可能达成一致，就不可能形成一个公正的全球组织的宪法共识，改造联合国也将是一句空话。当不同文化通过融合找到彼此的共同点后，它们之间的冲突也会减少。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全球文明显然应是一种天下主义的文明，它不仅使不同民族的人不再按民族区分彼此，而且使他们以道德而不是以实力和睦相处。在这样的文化条件下，联合国的民主程序的弊端才能得到弥补，人们更多地不是通过投票，而是通过彼此的和平协商解决他们之间的冲突。 在已往形成的人类文化中，中国的儒家传统有着丰厚的天下主义文化资源。春秋战国时期，不仅出现了崇尚短期功利计算的纵横家及后来的法家，也出现了强调在国家间实行道德而不计一时功利的儒家。它对当?quot;国际政治"的基本主张，主要集中在《春秋公羊传》中。在该书中，被认为是真正作者的孔子通过对具体事件的褒贬评论，道出儒家处理国际事务的道德准则。在评论一次楚军围宋城的战争中，双方两个大夫互通情报，最后劝使楚庄王退兵时，孔子肯定了为仁义目的而不计军事胜负的行为（蒋庆，1995，第241~243页）。后来当儒家成为中国的主导思想以后，一直强烈地影响着历代政府的对外政策。例如汉代拒绝乘匈奴国内大乱或句骊国王去世之机发兵（黎虎，1998，第22页，第36页），宋代则因"示人以仁义"而从对西夏收复的失地中撤军（李华瑞，1998，第85~90页）。这种主张虽然不符合短期的功利计算，却是一种超越世代的理性主义，即在民族或国家之间建立道德规范，从而减少互相之间的仇视，反而因获得长久和平而更有生命力。这是一种大智慧，用孟子的话说就是"仁者无敌"。它的含义并不是"仁者"无敌于天下，而是说"仁者"因其仁慈而没有敌人。 在秦帝国崩溃后，继承其版图规模但接受了儒家思想的历代成功王朝，因将道德放进对外政策的考虑中，而一改帝国性质，不以扩张维持平衡，也不以帝国养帝国，因而形成了后帝国体制。罗马帝国崩溃之后，欧洲不复出现同样的大帝国，又重新陷入战国时代达一千多年，而在中国，虽然时有中断，后帝国形态却持续至近代。这不能不说是有无儒家的国际政治道德的区别。更为现实地看，任何能达致天下主义永久和平的国际政治演进，更有可能依赖于一种后帝国的形式，即一个在经济、政治和军事实力上居于主导地位的核心国家同时接受儒家的国际政治思想。孟子说，天下最终?quot;定于一"，而"不嗜杀人者能一之"。这是将儒家的国际政治道德用于天下一统过程的结论。而这种儒家精神并非中国所独享，它是全人类的宝贵的文化遗产。任何一个达到一统天下实力的民族或国家，如果中止改进武器的努力，并公正道德地对待其它民族，它将会为世界带来永久和平的同时，获得本民族的持久繁荣。 当然，永久和平还只是一个美好的图景。有两种相反的力量使人类可能实现，也可能实现不了这一目标。我们在历史中经常看到，人们为了局部的和短暂的利益而不惜牺牲整体的和长远的利益，奥尔森教授揭示的"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对立"似乎在主导着人们的行为，在它背后是似乎颠扑不破的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动机。美国走向新帝国的道路，美国国会中不断传出的鹰派的声音，好像在证实这一点。然而我们在历史中也看到，人类社会的规模又确实从小变大，更多不同的文化在被整合在一个社会中，在这其中，那个似乎虚无飘渺的道德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与经济人的逻辑不同，道德就是克制自己的欲望，不以损害别人为代价牟取自己的利益。对个人来说，道德可以带来从长期来看的好处。依靠技术消灭不了敌人，而道德却可?quot;消灭"敌人。对于社会整体来说，道德具有某种超越精神，因为任何个人或局部为社会的更大整合而坚守道德，虽然会给社会带来更大增益，但自己很有可能在短期内会得不偿失。但这样的道德毕竟出现了。自古至今，我们不止一次地看到反对流血冲突的殉道者，我们也享受了因他们的努力而创立的更大范围的文明。人类的历史恰恰是在这两股力量的搏斗中前进的。只不过每一次道德的胜利都是以战争的残酷教训为代价的。这一次我们可承受不起这个代价了。既然中国人很早就注意到，人类的暴力手段要由道德力量来驾驭，并?quot;以德服人"胜于"以力服人"，那么我们今天能否期待，核武器和基因武器能被道德力量驯服，天下主义的道德理想能够战胜武力竞赛的丛林规则？ 2002年5月28日定稿于北京郎家园 参考文献 布坎南和塔洛克，《同意的计算--立宪民主的逻辑基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译自 James Buchanan and Gordon Tullock, The Calculus of Consent: Logical Foundation of Constitutional Democracy,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62. 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商务印书馆，1997；译自 Edward Gibb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An Abridgement by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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