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困境及对策

当代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困境及对策

李思霞

——以连南瑶族长鼓舞传承为例

李思霞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民族学院广东广州510665

摘要：长鼓舞作为优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反映了瑶族人民的民族心理、风俗习惯和理想追求。但是随着城镇化进程加速、现代文化的冲击、资金投入不足等各个方面的影响，长鼓舞的传承陷入传承主体、传承环境、传播途径困境，需要采取多项对策保护和传承长鼓舞。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连南瑶族、长鼓舞、现代困境、解决对策

中图分类号：C953文献标识码：A

项目基金：本文为广东省大学生科技创新培育专项资金重点项目“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广东少数民族地区文化保护与开发研究”（项目编号：pdjh2016a0287）的研究成果之一。

按照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简称非遗）指被各群体、有时为个人所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知识体系和技能及有关的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1]。根据其定义，非遗包括：口头传统、表演艺术、社会实践、仪式、节庆活动、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传统手工艺。长鼓舞是非遗表演艺术的一种，是世界文化多样性的见证，其稀缺性和不可再生性充分体现了它的价值。本文将以长鼓舞为例探讨非遗保护在当代遇到的困境及对策。

一、长鼓舞保护的现状

广东连南瑶族自治县，位于广东省的西北部，是全国唯一的排瑶聚居地。瑶民大多居住在崇山峻岭之中，地理位置偏僻，远离城市，且风景秀美、民风独特，而正好是这些特点，使得瑶族地区的长鼓舞能较好的保留其原生态民族文化。

（一）长鼓舞成功列入非遗名录

长期以来连南政府一直非常积极地举办非遗普查和申报工作，并成立了弘扬民间文化领导小组、首批非遗代表作审批领导小组和非遗保护、开发、利用领导小组等领导小组收集、整理和研究少数民族民间非遗[2]（p1-3）。2006年，连南耍歌堂、盘王节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遗名录，瑶族长鼓舞于2008年认定为国家第二批非遗。近几年，八排瑶婚俗、瑶族刺绣、排瑶民歌等相继被列入非遗名录。

（二）长鼓舞影响力有所扩大

连南经常开展独具特色的民间文化活动，如“开唱节”、“尝新节”、“千人长鼓舞”等文化活动。1987年连南带领“耍歌堂”表演队参加广东省第一欢乐节；1996年,瑶族长鼓舞在新加坡表演,实现了对境外文化交流零突破；连南瑶族的《长鼓舞?优嗨歌》于2006年以500多人的阵容参加广东国际旅游文化节开幕式的演出,又于下一年入选广东军民春节联欢晚会节目之一。2013年，由广东省文化厅组织连南瑶族长鼓舞队伍远赴澳大利亚参加春节巡游活动，为异国他乡的民众带来与众不同的民族风情。所有这些文化活动，为挖掘、保护、开发、利用少数民族民间非遗搭建了平台。

（三）长鼓舞队伍培训有一定成效

自2005年起，连南相继成立了油岭民间歌舞队、南岗民间歌舞队、板洞民间表演队等群众性业余歌舞队，加强对文化艺术队伍的健身。并加强对民间艺术文化的培训，2005到2007年举办了共35期的文化培训学习班，请瑶族老艺人以“传、帮、带”的形式传授瑶族传统文化，培训群众达1500人次。连南地方政府相继出版了《瑶绣》、《长鼓制作技艺》等专集，使之能够更好的传承瑶族民间文化，保持民族特色。

经过近些年的努力，对长鼓舞的保护已经卓有成效，对于延续民族生命力的精神命脉及守护我们的精神家园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二、非遗保护的现代困境及原因

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和文化的变迁，各地区传统文化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瑶族长鼓舞更是经受着传承主体困境、传承环境困境和传播路径困境的考验。

（一）传承主体困境及原因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强调其“活态性”，核心是传承文化的人，但如今传承人断层状况异常突出，长鼓舞处于后继乏人、舞艺失传的状态。截止到2013年，清远市级以上非遗代表传承人共有67人,其中国家传承人仅1人,连南的省级传承人有9人，省级以上传承人平均年龄64.2岁,占总人数的近七成，连南“鼓王”唐桥辛二公如今也已经74岁，部分项目面临“传承无人”的困局，传承主体陷入困境，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1.城镇化的发展和现代文化的冲击

随着城镇化进程加速和新兴生活方式的盛行，社会分层的存在及社会流动的可能性，年轻人的人生观和职业观有了很大改变，以至于当前非遗传承人断层现象非常严重，导致非遗保护受阻。社会分层使得社会成员在财富、权力和声望方面有高低之分而且处于较高位置者更可能实现自己的愿望，那么“人往高处走”就是社会成员普遍的价值观念，社会流动的可能性更大，传承人的流动也是社会流动的一种，直接地影响到非遗保护的持续性。部分非遗传承人的转行则是为了上向流动，能够较多的获取自己所期望的资源的机会，是对促进自身及家庭更好发展的渴望。因此很多年轻人进城打工，他们很少跳长鼓舞，进入城市接触的更多是现代舞蹈，如节奏劲爆的爵士舞、舞姿绚烂的国际交际舞等。瑶族一般都会选取传承老人以“传、帮、带”的形式传承长鼓舞，但如今传承人年事已高且人数极少，传承人的培训经费也比较少，很多培训活动无法正常开展。

此外，根据势能理论，瑶族文化应归类为低势能范围文化，易被汉族文化、西方文化、流行元素等强势文化辐射和渗透以致发生文化变迁，使其外延逐渐挤压，内延逐渐被吞噬[3]（p2）。在全球化大背景下，世界文化逐渐变为单一性的发展，人们的价值观、生活方式逐渐变得一致，且现在的年轻人越来越多的将城市人的生活方式、行为习惯带回家，认为家乡的一切都是“土”的。外来新思想及现代强势文化的冲击使得瑶族青年人淡化了“少数民族”的身份意识，扭曲了非遗本身所具有的文化身份认同功能，对传统文化失去兴趣或拒绝接受，其文化认同受到文化变迁质的影响，长鼓舞已渐渐地处于“人亡艺息”的状态。

2.教育方面的忽视和人力资源的匮乏

教育是向上流动的助推器，所谓“学而仕则优”，学业优秀的人更能获得进入更高社会阶层的机会，因此很多瑶民为了获取向上流动的机会，让孩子把重心放在文化课上，而对非遗关注则少之又少。长鼓舞传承主体困境一方面原因也在于瑶民对教育的忽视。其一，家庭教育的忽视。学校虽然有编写《瑶族长鼓舞》等课本，开设校本课程，聘请老艺人来教学，但很多家长觉得孩子以后要高考，留在大城市工作，必须得把精力放在文化课学习上，父母的影响导致大多数学生学习长鼓舞的兴趣和热情不高，学生只是应付式的学习。其二，学校教育的忽视。学生繁重的课业和教学内容，一定程度剥夺了学生学习长鼓舞的时间。而且学生大多是寄宿在学校，长鼓舞的传承是一般孩童待在父母身边耳濡目染、言传身教中学会继而传承下来的，寄宿制学校的发展也剥夺了孩子待在父母身边学习长鼓舞的机会。

3.经费投入的不足和文化主体的缺失

瑶族地方经济本身不够发达，没有专项保护资金和多元的资金来源渠道来投入长鼓舞的传承和保护工作，用于保护的资金大多数来源于政府的拨款和瑶民表演得来的部分收入，且社会参与度不够高，只有政府进入，严重影响了长鼓舞的开发利用。长鼓舞是以人为主体的舞蹈，必须用录影等音响设备来保存，经费投入不足，另一方面也造成了瑶族地区技术力量薄弱，专业技术人员缺乏，设备落后，影响长鼓舞保护工作。并且缺乏多学科的交融碰撞，造成研究视角比较狭窄，方法措施不够多样化。

此外，现阶段对非遗的保护大多数是在政府主导之下的自上而下的保护过程，政府掌握着对文化资源的操纵权，造成文化主体间性缺失和文化的原真性及认同感难以得到真正体现[4]（p41-45）。造成如此的原因主要在于主位观点与客位观点差异的不了解与忽视。主位研究和客位研究是美国人类学家哈里斯提出来的，主位观指尽可能的从当地人的视角去理解文化,客位观指研究者以文化外来观察者的角度来理解文化[5]（p36-38）。因此传承人的看法与意见就是主位的，政府、专家学者的观点则是客位的，由于地位、动机、价值判断的差异,主位与客位的观点往往有着较大的差异。如果不重视传承人主位意见，太侧重客位看法，实行地方式的“宏大叙事”，就会造成瑶民缺少管理文化资源的权利，丧失“发言权”，导致瑶民在长鼓舞的保护过程中主体性缺少和参与性不足、文化自觉意识的逐渐缺失。

（二）传承环境困境及原因

良好的媒介环境有利于民间文化的传承，呈现出一种传播机构在运作管理中的整体气氛，是参与者参加大众传播活动的行为方式汇合后形成的一种习惯模式。传承环境是媒介与社会长期交往互动中形成，是一种无形的巨大的教育力量和影响媒介主体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但当前连南地区传承环境有所变化，人们重经济、轻文化的思想和世人欣赏水平逐渐世俗化、舞台化等风气影响了长鼓舞的传承，神圣性有所下降，使之缺乏民族内涵，民族精神受到污染，原因在于：

旅游业能够促进对外文化交流和当地文化的拯救与发展，但也带来很多负面影响。其一，文化传承与旅游开发间的矛盾。旅游业的发展使得传统文化过度商业化，跳长鼓舞不再是祭祖的需要，更多的偏向于谋生手段，其性质和作用都发生了很大的偏离。且在本地发展旅游业的基本上是汉族人在经营，他们为了谋求经济利润，不断的改造传统文化，使其尽可能的符合游客脑海中的“异者幻想”和“他乡”期待，带有强烈的功利色彩和短期效应，缺少文化内涵和可持续发展。外来游客也只关注表演形式，很少了解文化蕴含的民族精神。其二，传统价值观发生变化。外来人的进入，将自己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也带入瑶族地区，对瑶民产生“示范效应”，民风淳朴、与世无争的他们逐渐认同外界金钱社会，争强好胜和竞争心加强。同时也可能使瑶民产生自卑心理和排外情绪，丧失民族个性，民族精神受到污染。

（三）传播路径困境及原因

文化的传承还有赖于传播路径。传播路径可根据媒介的表现形式不同而有声、光、电、字等，也可根据媒介工具的不同分为报刊DM传单、广播电视、互联网、移动平台、口口相传等。传播中路径越广泛，就越容易传播流传。但是目前长鼓舞的宣传大多数是政府主导下的线下活动，如一些表演节目、节庆节日，世人对长鼓舞的认识大部分是靠这些节目、节日了解的，很少在线上推广，连南政府官网也很少关于长鼓舞的描述，瑶民自身也不善于宣传，传播路径非常狭窄，形式非常单一，使其处于“处在深闺人未知”的状态。

导致传播路径困境的主要原因在于瑶族地区文化符号紊乱，文化符号是一个地区具有象征意义和文化内涵的载体，但瑶族地区民族符号多样化但并不个性突出，很少为世人所知，这既不利于当地民族文化符号的保存与发展，更不利于经济的持续增长[6]（p1）。文化符号，如长城就是中国的符号，凝结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象征意义，赋予自身特定的民族身份。瑶族地区文化符号紊乱，没有打造出突出的特色文化精髓，品牌意识淡薄，一说民族舞蹈苗族的芦笙舞、傣族的孔雀舞闻名遐迩，长鼓舞却比较鲜为人知，不利于推广，导致当地旅游业发展缓慢。

综上所述长鼓舞作为非遗的典型代表，经受着各种困境的考验，推而广之，非遗保护也面临很多困境。因此,我们做出人为的努力来保护非遗是合理且必不可少的,重点在于该实施什么对策来更有效的保护非遗。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对策

非遗的保护面临多方面的困境，接下来将会从传承主体、资金投入、利益分配、教育传承等方面加强对非遗的保护和传承。

（一）调动瑶民自信，提升文化自觉

费孝通曾多次提到“文化自觉”这个概念，提倡本地居民应对本土文化有‘自知之明’，要清楚知道其由来、形成过程、特色和未来发展的情况，不是回归传统，也不是完全西化[7]（p344）。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瑶民应清楚非遗的来历、形成过程和内在的文化内涵，提升自己的文化自觉性。此外，瑶民也得提高自身的文化自信，一是对传统优秀文化展现自信，即认同自身文化，二是在文化交融中展现自信，即反思自身文化，三对文化未来发展的自信，表现为对自身文化的超越，并且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瑶民应高度认可自己的文化，在与其他民族交流互动时也应展现自身文化的自信，对未来文化的繁荣发展保持信心。

（二）重组文化资源，塑造地区形象

文化是一个动态变迁过程，有一定的发展、衰落周期，必须进行创新，才能长久的传承下去，保护和开发是相辅相成的。首先应将瑶族文化整合成系统的文化体系和文化产业，让人能够一听到连南瑶族，立刻能联想到当地的旅游特色，形成文化品牌，促进经济发展，走“以文养文、以文兴文”双赢互动的良性循环之路。另外，在民族旅游开发中，文化的解构和建构是很常见的，虽然强调原生态，但往往也只是选择文化的某一因素进行重新组合、包装。非遗须借助现代的技术和方法进行“打散”重组，对其进行更新，形成新的文化符号，降低生产成本，与现代元素组合在一起，使其能够融入现代生活，扩展文化传承的时空范围。最后应致力于对文化价值的重构。在当今后现代化社会，物质财富增加，幸福感却越来越低，提倡追寻瑶族同胞的朴实民风、知命乐天、热情好客、自然悠然的高远的民族精神[8]（p4）。这样才能还原瑶族文化的原真性和认同感，才能满足现代人需求和好奇心，不至于被强势文化超越、侵占，适应现代文化的发展。

（三）各界参与保护，加大资金投入

德国物理学家哈肯在1976年提出“自组织”概念，指出事物在一定条件下会自动地从无序走向有序，主要有两种途径：自组织（事物自身自发地从无序走向有序的过程）与他组织（事物受外界指令走向有序的过程），并强调事物自组织功能越大,其产生新功能的能力也就愈强[9]（p7-13）。从中可见，自组织优于他组织，更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长鼓舞产生于民间,在瑶民的日常生活实践中创新、世代流传，它的这一传承过程是一个地道的自组织过程，而政府、学者和媒体则是一个他组织所起的积极作用，所以非遗的保护必须自组织参与要高于他组织的参与，避免话语霸权和知识暴政，才能使其传承有持久的活力。非遗的保护离不开各界合作，应基于文化主位与文化客位的理解，调动政府与民间两只手，以非遗传承人自组织为主体，形成政府主导、社会重视，专家、学者他组织共同参与的保护机制。首先，政府要投入足够的资金和技术支持，才有足够的培训经费去聘请传承人举办培训班，培养出新的非遗传承人，还应给予传承人补贴待遇，授予“歌王、舞王”等称号，打响传承人的知名度，以此促进影响力；其次聘请一些旅游、文化、市场专家为项目顾问，为项目提供智力支持。最后，以社会力量为辅助，争取社会知名人士、企业家对长鼓舞保护进行投资和资助，形成可持续传承的局面。

（四）保护结合开发，合理分配利益

非遗的保护和开发是一个交叉互动的过程，把非遗作为旅游产品开发就是对其的商品化，一定程度上说是对其文化个性的强调和认可，有利于其传承和保护。但也要防止为了经济效益人为的把非遗项目过度商业化、经贸化，以至于非遗失去其真实性与民族性，远离瑶民和他们的生活，得不到应有的保护。同时非遗的传承和保护，也能促进瑶族地区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所以非遗的保护、传承必须与旅游业的发展结合起来。

旅游业的发展吸引了大量外来人口进来经商、就业，在与当地瑶民的竞争中经常占据上风，且城镇化使得众多的瑶民背土离乡，外出经商。即使待在本地旅游区工作的瑶民，也只是做一些没有技术含量、简单的工作，瑶民在旅游开发中并不是利益的最大获得者，利润大都流出给外地人，瑶民是自身文化资源的载体，却没有这种文化资源的产权，导致他们调动不起积极性去保护文化[10]（p2）。且由于地理位置的影响，利益分配不均也产生了严重的贫富差距，住在山上和山下、路边的瑶民收入差距相差很大。要知道非遗非常强调其活态传承，离不开瑶民这个特定的载体，否则非遗就会失去生命力。因而政府应投入资金解决瑶民的生产问题、就业问题，只有这样瑶民才有经济收入住在瑶寨里，才能把文化原汁原味保存下来。且政府和开发商在旅游资源的利润分配上，必须顾及瑶民的利益，避免旅游区成为“飞地”，让瑶民融入旅游发展，聘请瑶民参加演出的时候，按照国家标准发给工资，只有这样才能减少旅游开发过程中的社会矛盾，增加民族文化旅游的真实性，瑶胞才有足够的积极性去保护非遗。

（五）重视教育传承，加强人才培养

教育具有传承、转换、改造文化的功能，重视教育对民族文化的内在动力，必须将文化传承工作和学校教育结合起来，促进人力资本积累，才能实现民族文化的可持续发展。首先家庭教育方面，家庭教育与人的品行、个性、价值观等是分不开的，父母的言行举止都是子女的榜样，对于小孩子应从小就给他们制造文化氛围，引导他们发现瑶族非遗的文化内涵和审美价值，潜移默化的把“种子”移植在他们心中，也可多带他们去表演现场观看瑶族表演，增加对非遗的认识。其次学校教育方面，提倡编写乡土教材和对教师的培训及可通过视频文件上传到网络上,,实现资源共享,节省不必要的资金,扩大教育范围、增加教育对象。最后，政府应投资建立民族艺术学院或旅游院校，这样能在旅游区淡季的时候培训新的传承人，以此保持人才资源供应。宣传非遗保护的重要性，改变瑶民教育观念，引起瑶民对非遗保护教育上的重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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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盘小梅.对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思考———以广东为例[J].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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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郑希.浅谈瑶族文化的守护与传承.[J].湖南社院学报20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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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单纬东.少数民族文化旅游资源保护与产权合理安排[J].人文地理.2004.(3)

作者简介：李思霞（1991-），女，广东梅州人，广东技术师范学院2014级硕士研究生。专业方向：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

单位：广东技术师范学院民族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