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谱》与《青春之歌》和《林海雪原》语言风格比较及成因简析

《红旗谱》与《青春之歌》和《林海雪原》语言风格比较及成因简析

张祖源

河南大学

摘要：《红旗谱》（1957）、《青春之歌》（1958）及《林海雪原》（1957）同样作为“十七年”文学时期的重要作品，不仅影响了那一个时代，同时也作为一代经典而流传至今，成为经久不衰的研究对象。这三部作品虽然同处于一个时期，反映的也多是政治革命、阶级斗争等看似类似的题材，但其语言风格却大相径庭，其成因与作家背景和成书所处的具体历史环境等因素都是有关系的，不能一概而论，需要具体探讨。

关键词：《红旗谱》；《青春之歌》；《林海雪原》

一、《红旗谱》的语言特色。

我们要从整体上对于《红旗谱》的语言有一个认知。《红旗谱》的语言质朴清新，真实地贴近乡土生活，与大量其他同样以农村生活为主要题材的作品不同，《红旗谱》对于具有地方特色的方言口语的运用已经不限于在人物的语言中使用，而是已经将它运用到了文本叙述之中，这一点是十分可贵的，例如“又打发贵他娘煮了‘倒头饭’，做了四碟供献，摆在桌子上。打发伍顺找了一匹白布来，叫娘儿们给严志和和涛他娘缝好孝衣。”又或是“涛他娘点着一把香，虔诚的举过头顶，又低头默念。把香一炷炷插在门环上、谷囤上、灶台上、牛槽上。提着灯笼，点上蜡碗儿，烧了纸箔，磕了头。”等等例子，这些已经化在叙述内容风格里的方言口语的运用，无不体现出梁斌高超地驾驭语言的能力。文本中还多有修辞手法的巧妙运用。“可是她不知道父亲看见了没看见, 就势把身子一歪, 伏在被窝上, 她的心在不停的颤动, 好像有一股温热的泉水在心上流动。”、“我老爷爷生长在这儿, 我爷爷生长在这儿, 我爹也生长在这儿, 一辈辈地都埋葬在这儿, 叫我离开这儿, 说什么也不行, 打死我也不行。”、“钟上铸满了细致的花纹:有狮子滚绣球, 有二龙戏珠, 有五凤朝阳, 有捐钱人家的姓名住址, 还有一幅“‘大禹治水图’。”以上的句子多运用比喻排比反复等等修辞手法，语言铿锵有力, 思想内容层层深入, 增强了表达力，排比句句式整齐, 条理清晰, 音韵悠扬, 有一种循环往复的韵味。文本对于词语的锤炼也是十分注意的，动词、形容词、拟声词等都能感觉作者经过精心地雕琢，并非随意而为之。作者既要兼顾语言的质朴、通俗，同时还不能流于俗套，还要注意文学的美感，如何协调二者关系，确实是一个问题。而作者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即反映在其对于语词的提炼和研究上了。

二、《青春之歌》与《林海雪原》的语言特色及三部作品之比较。

我们通过对比可以发现，《青春之歌》之中的语言有些感觉明显未加修饰，有些政治话语的描写比较粗糙露骨。茅盾先生的眉批本对于《青春之歌》的思想上批判甚少，主要的批评条目集中在其语言和篇章结构的不足上。这里列举一些例子：“这一段的描写，平铺直述，且不简练”、“这段也不够简练”、“那时徐凤英没有女佣使唤吗？”、“这一段回忆，段落不清”、“这以后的回叙也没写好”、“此章及后半，是写失败的”等等诸如此类，《青春之歌》的语言水平可见一斑。同时，又如“因为你革命，我爱你，所以我爱革命！”以及一系列的喊口号式的政治叙述，其实反映出的是作家的文学素养尚不是很高。

《林海雪原》则更甚，一些语言甚至可以说是过分。开篇大篇幅的血腥残忍的战斗场面，固然是为了反映战争的残酷所必须的，但是理应控制尺度。文中大量运用过度平实的话语，以及极其直白的革命叙述，让人感觉其脱离了文学本身，失去了文学本身所拥有的美感，从而成为了一种政治宣传工具。而过度地注意与各类传统曲艺形式结合，也使其在整体风格上显得过度“通俗”，而未免有些流于“庸俗”了。《红旗谱》虽也作为革命政治类的经典作品，但细读时明显可以感觉到与另二者的不同。其话语比较婉转，贴近生活，但又不那么过分地、刻意地追求平实，其对于革命政治的记述和宣传，也是寓于故事叙述情节之中，在平实之中显示出作者内心的情感倾向，而并非像《林海雪原》和《青春之歌》的话语一般简单地高度政治化，所以其语言给人的感觉总体上要比《林海雪原》和《青春之歌》要轻快、明朗、柔和的多，明知其也是反映革命题材的作品，但相较于另外两部作品跟让人容易接受。

三、成因探析

1.作家背景

查阅相关资料可以发现，曲波在幼年时只念过五年半私塾，13岁失学在家务农和樵采，15岁入八路军胶东公学学习，1955年才开始从事业余文学创作，之前的创作经验几近为零，所以我们可以明显感觉其文学底蕴不足，只是凭着其对革命的一腔热情在创作，这一点很容易从其话语偏向中看出来。

杨沫曾就读于温泉女中，因家庭破产而失学，当过小学教员、家庭教师和书店店员。

1934年开始文学创作，发表作品，因为参加抗日救亡活动，所以作品多是些反映抗日战争的散文和短篇小说，我们也由此可以找到《青春之歌》中的比较直白的革命话语体现的源头在哪。

梁斌于于1930年进省立保定第二师范学校学习，是三位作家中唯一接受过比较完整的基础教育的人。从1934年开始即进行文学创作，1948年随军南下，在湖北襄阳和武汉担任宣传和新闻方面的基层领导，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曾任河北省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河北分会主席等职。我们可以从这些履历中发现梁斌接受过系统的教育，并且很早就开始进行文学创作，也一直从事文艺相关的工作，工作和学习使梁斌有了很好的知识储备和经验积累，并且形成了良好的文字基础，所以当进入五十年代后，时机成熟之际，《红旗谱》便自然而然流露出来了。

2.题材选择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这三部作品反映的题材在具体上还是有所不同，所以导致其政治话语的体现有所差异。

《青春之歌》反映的是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其语言肯定是激昂高亢，一泻千里，体现革命的气势，与洪流一般的势头；《林海雪原》反映的是战斗英雄们深入敌后，智取智斗的战斗故事，其中关于战争场面的描写也是其一大特色，是不能忽视的。而《红旗谱》主要反映的是农村地区的斗争生活，体现的是与农村农民息息相关的革命或政策，虽后面也涉及河北学潮的内容，但归根结底，还是没有脱离土地，依旧是在乡土气息下来进行的描写。同样在政治话语下，其受到政治的影响相比于前两部作品来说较小，更贴近乡土，贴近农民，形成了其独特的政治话语。

3.成书具体社会历史环境的差异

三部作品虽然成书的年份不分上下，都是在1957-1958年之间，且处在同样的政治环境中，但是其成书过程所在的历史环境却是有差别的。首先《林海雪原》是曲波1955年左右才开始构思创作的，在创作过程中是经历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提出的，虽然不能严格的将《林海雪原》归为“百花文学”，但其是会受到一定的影响的；《青春之歌》是杨沫1951年开始着手下笔的，其塑造的林道静的形象，显然是一个符合“通俗小说”女主人公的形象，“违背”了“革命大众文艺传统”，杨沫也因此备受批判；而《红旗谱》的创作是梁斌从1953年开始深入农村体验生活的产物，虽不能说是远离政治，但却与当时文艺阵线有一定的距离，从而形成了其独特的语言特征。

参考文献

[1].赵彩霞.试论梁斌《红旗谱》的语言艺术[D].保定：河北大学，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