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苏文学翻译家耿济之的译术人生

俄苏文学翻译家耿济之的译术人生

王雨欣

黑龙江大学 黑龙江哈尔滨 150080

摘要：耿济之是我国近代著名的俄苏文学翻译家，生前翻译了百余部作品，为后代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本文通过对追溯翻译家的生平经历，总结其翻译特点，将对翻译家的研究融入到时代语境中。本研究旨在弥补当下对于翻译家耿济之研究的不足，并为研究我国近代文学翻译思想提供参考和借鉴。

关键词：耿济之；翻译思想；俄苏文学翻译家

耿济之（1899-1947），原名耿匡，是我国早期著名的俄苏文学翻译家和研究家，早年曾与好友郑振铎主持编辑过《新社会》《人道》等进步刊物，又与郑振铎、沈雁冰等十二人联合发起了文学研究会，其翻译活动对于我国五四时期以来的新文学运动产生了重要的贡献。耿济之曾提倡“艺术为人生”，其本人也为我国文学翻译事业献出了自己全部的生命，直到去世的时候，他的桌上还有摊开未完成的译稿。其一生翻译了百余部作品，译文高达七八百万之多，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文化财富。

而迄今为止，对于耿济之的研究成果凤毛麟角，大多是其亲友对其回忆和介绍性的文章，仅仅局限在对于耿济之生平译作的梳理，尚未形成系统性，因此笔者试图在全面考察翻译家耿济之生平翻译经历的基础上，分析其对于译学发展的重要影响。

1. 思想启蒙的五四时期

1917年，耿济之进入民国外交部俄文专修馆读书，这一机构直属北洋政府外交部管辖，目的是培养外交人才。国内内忧外患的局面激励着耿济之的学习热情，使他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在学习期间，他关注现实，积极地接触新思想、新文化，试图探索中国的发展道路。

当时应北京青年的需求，青年会图书馆免费开放提供阅读和研讨，耿济之与瞿秋白、郑振铎、许地山等思想进步的青年在此广泛地阅读了许多社会学书籍和俄国文学名著英译本。因为缺少有关俄国文学的相关书籍，俄文专修馆也不曾教授俄国文学，翻译时常陷入无证可考的状态，耿济之经常拜托郑振铎从英文书中查找相关材料，替他们做注解。耿济之还与同为俄文专修馆的瞿秋白结下深厚友谊，在同窗的岁月里一起学习知识、探讨社会问题，后来又共同翻译俄苏文学作品，开办了《人道》《新社会》等文学刊物。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使进步青年认清了统治阶级的本质，坚定了改造社会的信念。他们创办进步刊物，翻译介绍外国文学，发表针砭时弊的文章。同年9月，瞿秋白、郑振铎、耿济之等人开始筹办《新社会》杂志，在发刊词中，提出“要创造德谟克拉西（民主）的社会，建立一个没有一切阶级和一切战争的幸福和平的新社会”。杂志一经发布，就在引起了广泛的关注，销售网点也从北京、天津、上海等大城市，辐射到黑龙江、吉林、辽宁、广东等边陲地区。《新青年》杂志曾经评价道，《新社会》是一个最具有进步最切实的杂志。

《新社会》杂志被查封后，耿济之等人又共同创办了文学研究会，“反对把文学作为消遣品，也反对把文学作为个人发泄牢骚的工具，主张文学为人生”，他们认为“文学应该反映社会想象，表现并且讨论有关人生一般的问题”。“文学是为人生的艺术”，这句话也成了耿济之一生翻译创作的宗旨。

胡适曾评价“中国文学的方法实在不完备，不够作我们的模范”[1]，20年代初我国的文学理论还没有建立，文学论著更是寥寥无几。耿济之也在翻译托尔斯泰的《艺术论》时明确表达“中国既无艺术可言，所以现在便有建立新艺术的必要，但是建立新艺术，须从研究艺术起，而论艺术的书又在必读之列”[2]耿济之翻译时可以说并无参考资料，全凭借一己之力的奋斗，排除万难，《艺术论》的翻译可以算是中国文艺界和翻译界一次成功的尝试，为中国新文艺运动的发展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戈宝权先生称耿济之的翻译工作“更像是一座桥梁似的，沟通了两个民族的文化，把俄国先进的文学移植到中国来，丰富了我们这一片贫瘠的文艺园地”。

在这一时期，耿济之在杂志上发表了剧本《求婚》，短篇小说《侯爵夫人》《马车》《戏言》《犯罪》等，中篇小说《疯人日记》，长篇小说《猎人日记》，撰写了《俄国四大文豪传》《十九世纪俄国文学的背影》等文章。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戏剧作品《雷雨》《村中之月》；与瞿秋白合译的《托尔斯泰短篇小说集》、与郑振铎等合译的《俄罗斯戏曲集》，《短篇小说集》作为中国最早的由俄文直接翻译的译著，在中国翻译文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耿济之与郑振铎合译的《赤色的诗歌——第三国际党的颂歌》于1921年5月刊登在《民国日报》上，9月再次刊登于《小说月报》，1923年这首诗歌被他们的好友瞿秋白重新翻译并配上简谱，成为至今广为传唱的《国际歌》。

2. 担任公职的二三十年代

1922年，耿济之被派往苏联赤塔中国领事馆，在1922—1937年中耿济之在处理外交事务的同时，依然笔耕不辍，翻译出版了大量优秀的苏联作品。

将托尔斯泰的鸿篇巨著翻译给中国读者是耿济之早年的心愿，他深深折服于托尔斯泰诚实严谨的创作态度、现实主义的风格和深刻的人性剖析。耿济之认为，托尔斯泰晚年的许多作品“偏重于思想方面，含着高深的哲理，作者著作时的文学功用只在于鼓吹一种文学主义，其他不复计及”“寓意极深，道德色彩极重”

[3]。在苏联担任公职的期间，陆续翻译了《托尔斯泰的情史（托尔斯泰致女友的几封书信）》《托尔斯泰孙女回忆录》《人依何而生》等多部作品，撰写了纪念性文章《托尔斯泰逝世二十五周年纪念》（托尔斯泰的离家与死）。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版界掀起了一股俄国文学出版热潮。在俄国文学中，中国读者看到了同样黑暗的社会环境，从俄罗斯的文学作品中明白了一个时期“不单单是我国，世界上的每个国家里都有两种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4]“俄国文学作品中，最令读者动容的就是它的人道主义精神。”[5]它洞察人性，直面矛盾，俄国的知识分子不仅关注底层人民，也在时刻进行着自我剖析、自我批评，这正是彼时中国文学中缺少的部分。耿济之、瞿秋白等译者正是希望通过翻译这些充满着“血与泪”的文学，加深国人对俄国社会的了解，并能够引发讨论和共鸣，从而激起革命的热情。

耿济之在苏联工作期间时刻关注苏联文坛的最新动向，翻译了《我的旅伴》《蒲雷曹夫》在内的多部作品，是高尔基作品翻译早期的主要译者。早在1907年高尔基的小说就被正式引入中国，当时的研究者对其少加重视与涉及，直到“五四运动”的兴起，报刊杂志上涌现了一大批介绍和纪念高尔基的文章。其中耿济之强调了高尔基作品的特殊价值，指出高尔基的作品当中可以找到“俄国人的民性的一切”；他的一些文学作品“完全是真正的俄国写照”；高氏的全集简直可改成为“近代俄国的民族史”[6]。这些评论基本上道出了高尔基作品的特点，也着重地强调了高尔基的“人民性”。

这十五年间，除个别短期回国修养外，耿济之一直在苏联从事外交工作，尽管公务繁忙仍然笔耕不辍，翻译出版了长篇小说《猎人日记》《罪与罚》《复活》等；剧本《人的一生》《爱艺术的国王》《婚事》等；短篇小说《契诃夫短片小说集》《熊》《美术家》《胆怯的人》；撰写了一系列研究型文章，如《阿史德洛夫斯基（即奥斯特洛夫斯基）评传》《拜伦对于俄国文学的影响》《明年苏联文坛的预测》等。

3. 坚守上海的孤岛时期

1937年，因公务繁忙、体力难支，耿济之向外交部提出辞呈。时值日本全面侵华，中国已经大半沦陷，耿济之只能暂居沦陷的“孤岛”上海，在这段时间他将全部精力都放在了翻译工作中，产生了大量优秀的译著。

这一时期的上海陷入了一个混乱与晦暗的低谷时期，文艺界也可以算是四面受围，一切的出版物和文艺活动都要受到严密的监控，“大家偶得聚谈，顾及环境的恶劣，受经济的窘迫，往往长吁短叹，甚至瞪目切齿”[7]。耿济之的家中也是十分艰难，一家十几口都要依靠耿济之的稿费维持生计，有时甚至要变卖物品维持家用。

日本人听说了耿济之的名声几次三番请他出山，但他坚守气节坚决不为日本人工作，并为免受骚扰与好友郑振铎开了一家旧书店，取名为“蕴华阁”以明其志。平时耿济之就在这里翻译，郑振铎也以此为据点搜集旧书、查找资料，他们也经常与留守上海的朋友在此相聚。求学时期耿济之曾与郑振铎约定一起翻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因为种种原因。二人均没有翻译完这本著作，耿济之利用了“孤岛”时期将其翻译完成，此书一经出版便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并多次再版，是耿济之译作中出版次数最多、印量最大、流传最广的作品。

为编撰我国自己的《百科全书》，耿济之主动翻译了《苏俄大百科全书序》《苏俄大百科全书第二版序》以及《利用苏俄小百科全书》等文章，为后来编著中国大百科全书提供了参考。虽然生活艰辛，耿济之淡然处之，全身心地投入到翻译工作中，每天清晨就伏案工作直至中午，每隔几个月就带着一大包书稿去开明书店，就这样有条不紊地工作，在短短的几年时间翻译了百万余字的作品。

“孤岛”时期的耿济之再次进入了翻译工作的高潮期，这一时间的译著以长篇巨著为主，如高尔基的《家事》和《俄罗斯浪游散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兄弟们》《卡拉马佐夫兄弟们》《白痴》《死屋手记》《少年》等长篇小说，其翻译风格也越来越成熟。

4. 耿济之翻译活动对译学的影响

耿济之对于俄苏文学的翻译实践活动为我们留下了一笔丰富的精神财富，使得中国读者能够凭借其作品对于俄国文学有更深层的理解和认知，促进了中俄两国的文学交流。俄罗斯著名作家拉斯普京曾认为，最早、最杰出的“阅读俄罗斯”的中国人就是瞿秋白和耿济之，可见耿济之的译作早已经受到了中俄两国人的普遍认可。此外，耿济之的翻译活动还对我国的译学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我国早期俄苏文学翻译没有统一的标准，一个俄语作家、一部作品往往有多种译法，如吴祷将俄国作家ЧеховА.П.翻译为“溪崖霍夫”、包笑天译为“奇霍夫”、耿济之和耿勉之译为“柴霍甫”、鲁迅译为“契诃夫”等，这一现象不仅造成了读者的无所适从，还造成了翻译上的混乱。针对这一问题，耿济之在《新社会》上发表的《译文问题》中提出，翻译译名（专有名词）应采取以原文为主、中文附译的方式，原文更加直截了当，不会产生任何歧义，中文注释的方式也可以辅助那些看不懂外文的读者理解。如今看来这一方法只是我国文学翻译初期译者处理译名问题的缓兵之计，但其对于译名统一问题的思考是值得肯定的，所提出的方案也对我国译名规范问题的制定提供了借鉴。

20世纪初-20世纪50年代，我国译者通过其他语言转译俄苏文学作品的行为更加普遍，如鲁迅翻译的《死魂灵》就是通过日文转译。转译使我国译者在短时间内就翻译了大量作品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一方面，译者对于作品的选择更加狭窄，只能通过其他国家已经翻译好的作品；另一方面，中国读者通过转译作品阅读到的更多是经过多重加工后的俄国形象，并不能对俄苏文学有更加直观的理解。耿济之从俄语直接翻译在当时无疑是一种进步的行为，其译文更加全面地展示了俄国社会的状况。郑振铎曾称赞其“翻译的艺术很好，虽非绝对的直译，却与原文非常贴合，并且能把原文的精神充分表达出来”。

耿济之也是我国俄苏文学翻译早期重要的“学者型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同样重视对于俄苏文学的研究工作，其翻译基于对于翻译对象的深刻理解和把握，译文更加贴近原文。耿济之坚持，如果不对原作有着更加透彻的理解，就很难保证翻译的质量，因此必须对翻译的作品有着深刻的认识后他才会着手进行翻译，每次完成译作，往往会在前后附上一段“译者序”来介绍作家、作品或探讨原作中的社会意识和艺术价值。这种研究工作虽然与如今的俄苏文学研究有一定的差距，但在当时对于我国俄苏文学的翻译和研究事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为后辈全面深入研究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5. 结语

二十世纪初期，我国社会动荡、内忧外患，有报国之志的文人志士将目光转向了引进外国先进思想意识来改变我国的社会现实。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更是让我国注意到了俄苏文学中俄国社会与我国社会的相似性，并希望通过翻译俄苏文学来呼吁我国民众的觉醒。在此期间，耿济之翻译了大量的俄苏文学作品，因其译文质朴生动，较为贴近俄语表达方式，在读者中受到了广泛的欢迎。耿济之的翻译行为不仅体现出其作为一个文人对于改革社会的强烈愿望，同时其翻译活动也对于我国译学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参考文献：

[1]胡适著段雅校注.胡适文集第4册胡适文存[M].2019.

[2]耿济之译托尔斯泰著.艺术论·作者序言[M].北京：商务印书馆，1928.

[3]耿济之著小说月报社编辑.俄国四大文学家[M].背景：商务印书馆，1925.

[4]鲁迅.祝中俄文字之交[J].文学月报，1932.

[5]杨义.二十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三四十年代俄苏卷[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

[6]耿济之.高尔基——为纪念他35年创作和60年生辰而作[J].东方杂志，1928（4）.

[7]王统照.追忆济之[J].文艺春秋，1947（01）.

[1]胡适著段雅校注.胡适文集第4册胡适文存[M].2019.

[2]耿济之译托尔斯泰著.艺术论·作者序言[M].北京：商务印书馆，1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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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鲁迅.祝中俄文字之交[J].文学月报，1932.

[5]杨义.二十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三四十年代俄苏卷[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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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王统照.追忆济之[J].文艺春秋，1947（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