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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民族文学翻译理论产生的依据多种多样、错综复杂,其中既有形式主义美学和文学语言哲学,也有传统的翻译理论,不但包括美学和文学层面上的形式主义、语言哲学与传统意义上的翻译理论,还包括了民族学、人类学等跨领域的学科研究。除此之外,在哲学领域中也包括了现象学、解释学,以及现代化观念中对民族文学翻译的主要理论。本文对民族文学翻译中可以参考的几种主要理论进行了总结,并对其所反映的文化可译特性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关键词:民族文学;翻译理论;文化;特征
引言
民族文学的翻译理论取得巨大进展,为了便于译者挖掘出在微观翻译过程中所需的某些要素, Lawence Venuti (韦努蒂)提出了“归化”与“异化”两种翻译策略。多体系论(Poly-System Theory)是以认识论为基础,使译者能够意识到在多个复杂的文化环境与历史环境中所蕴涵的文本信息:《阐释学》(Hemeneutics)的一大支柱翻译文本本体论对翻译活动进行了界定,也就是对总体的阐释与理解,但其广义与狭义的翻译活动通常会在整篇文章中进行交叉运用。
1民族文学翻译的主要理论
1.1英汉语言中的“归化”和“异化”理论
施莱尔·马赫在其理论中提出,以国家要素为中心,是符合译文语言文化价值观的归化翻译的核心,然而,只注重语言文本和文化差异的译文,很有可能会使译文偏离中心在过去的翻译中都是围绕着这两个基本层次来进行的。而在西方,欧根·尼德(Eugene Nida)和韦努蒂(Lawence Venu)则是其中一位代表人物,从“归化”的观点来看,奈达(Eugene Nida)非常重视奈达(Eugene Nida)所提供的信息。他是“功能对等”思想的创始人,这个思想包括两个基本层面:一是一方读者能够与原语的读者保持一致的阅读译文;二是基于自己的想象力,根据自己对原语的理解来翻译译文。但事实上,任何一部作品都有其独特之处,如果仅仅关注语际语言性,就会“失去原作与译作之间的关联性、政治性”,从“异化”的观点来看,其核心概念与“陌生性”有某种相似之处。“陌生化”的翻译,就是多元文化相互渗透的一种文化活动,它以与主流价值观不符,被社会所摒弃的、被社会所排斥的、国际边缘化的语言,来对抗主流的、具有主导意义的语言与文化。
1.2多体系理论(Poly-System Theory)
1979年,以色列著名的学者伊塔马·埃文·佐哈尔首次提出了“多系统理论”,并在市面上推出了三种不同的版本。前两种译本的研究侧重于语言与文化的翻译,而后一种译本则侧重于从理论上探讨文化的差异。从这三个译本的更新中我们可以深切感受到“文化转向”的倾向蒂尼亚诺夫(Yury Tynjanov)对俄国形式主义文学理论中“多元系统”理论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俄国形式主义理论的根本思想是把文学的形式用制度的结构来表达。“什克洛夫斯基在他的《作为技巧的艺术》一书中将翻译的过程和语言的能力巧妙地结合在一起。我们所理解的文化背景、文化内涵、文化时代以及文学自身,都只是一系列的文学特性的聚集,而这些特性与文化网络体系中的其他因素的关系,决定了这些特性的真实价值。在此背景下,文学形态的网络化结构加速了“同步性”的转变,强调了“同步”与“历史性”的内在关联,从而揭示了一种特殊的文学体系的生存与发展,即“依附”与“主宰”的关系,即“依附”与“主宰”的关系。比如:整个系统的边际因素和核心因素发生了变化。这个过渡过程并不顺利,它是一个激烈的对抗竞争的过程。它还为“核心”与“边际”在“多系统”中的位置倒置,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但蒂尼亚诺夫认为,从认识角度来看,我们把文学看作是一个整体,因而也可以把它作为一个新的体系来看待,从而使它成为一个新的体系。
1.3解释论
解释学是一门研究语言,文化背景,历史背景相互联系的跨学科,其产生与古罗马及中世纪基督教的布道活动有关。由于客观情况的必然性,解释学只能依靠翻译,而希腊语源学,则是口、笔、译最根本的含义。赫尔墨斯(Hemes)是解释学的起源,他自己也是神灵的信使,所以在信息的传播过程中必然会有翻译和解释的过程。现代解释学贯穿于翻译和解释的各个环节,一方面,所谓的“用语言得到一致的结论,就是我们不需要换位思考,就能从另一个人的角度去看问题”,这就是现代解释学,它只强调了语言的重要意义。另一方面,他们又以翻译的本质为出发点,“两种不同母语的人,如果要展开交流,就一定要经过翻译途径。在整个交流过程中翻译者必须将自己设身处地地站在被翻译者的角度去思考问题,这样一种语言对其他类别语言的浸染性更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翻译者可以随意曲解被翻译者所要传达的信息,恰恰相反,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让一种新的语言在新世界中起到重要的作用。从这一点来看,似乎所有的解释过程才是翻译的真实目标,翻译是译者解释特定语句的微观过程。”在某种意义上,翻译与阐述之间存在着一种自然的联系。翻译者必须克服自己的母语对翻译过程的各种制约作用,在这一点上,翻译者与文本内容在语言淡化内容和相互了解程度上都具有令人惊讶的一致性。因此,一切翻译活动都离不开相应的解释过程。在某种程度上,翻译只是比较困难的一个过程,它不仅要面对一个不熟悉的语言环境,还要考虑一个不熟悉的制度环境。
2民族文学翻译的文化翻译特征
从整个文化翻译的角度来看,民族文学在某种程度上呈现出了可翻译性。这种翻译性并不只是指的是对文字字面意义的翻译,还指的是对隐藏在语言背后的文化和社会背景的翻译。因为民族文学的翻译与文化的联系是紧密的,所以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民族文学的创作与交流往往呈现出一种跨越的特征。尽管我国古代有很多“小写”文学的传统,但是在民族文学这一观念上,近代的民族文学与中国文学能够在“五四”时期的文学史上清晰地呈现出,而民族文学的“文字”翻译则是民族文学的第二个层面。从客观意义上讲,少数民族作家的非本族语种翻译就是这类翻译,它在文学创作中体现了一种语言的转化。一般情况下,与少数民族文学打交道的作者,常常是基于他们的本国语言(普通话)著作。然而,当我们在使用非母语语言的时候,却忽视了语言上的差异,文化上的隔阂,对文化上的理解也有很大的欠缺,在实际的翻译中如果失去了这些内容,那么,对非母语语言的翻译,是否能够传递出真正的文化内涵与价值观,就值得深入探讨了。第三个层面:“文化”层面的文化翻译,显然,民族文学是文化的载体,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下,它一定会以“文学内容”或者“文学形式”的方式表现出来。少数民族文学传播少数民族文学,其文学内容、表现水平是通过模仿等方式获得的,少数民族文学是对传统文学的一种继承,如对民间文学的继承,但在文学描写中往往被译成民俗,其创作并非通过重复复制、捏造,而是建立在对文本整体进行重新创造的基础上。
结语:
“归化”和“异化”理论、多体系理论、解释论三个层面上的国别文学译本并非互不相干,它们之间存在着某种特定的关联。在“文学”的翻译中也要在“文化”的层次上重新建构与创新,这就要求“文字翻译”为其提供了理论基础;“文字翻译”在民族语言书写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主要表现在它可以很好地处理不同民族文化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从翻译的实质来说,对少数民族“文化”的译介最终要依靠“文学”与“文字”向读者呈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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