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年舞剧创作的第一次高潮

59年舞剧创作的第一次高潮

黄琛迪

成都艺术剧院有限责任公司  100010

上世纪60年代前后，是中国舞剧创作真正定性的一个时期。在这之前，中国舞剧的创作实际上已经经历了一个自我草创，他者借鉴以及综合两者进行民族化的阶段。同时由于时代、历史以及文化的语境特征，使中国舞剧创作的故事讲述，始终是围绕讲中国故事，朝着民族化、群众化以及革命化的方向发展。

一、形式的“西方与古典”

从《和平鸽》开始，中国的舞剧创作的实践就是一种一只手伸向西方，一只手伸向古典的实践。一方面体现在舞剧的结构上，另一方面则体现在语言的运用上

（一）结构的两两结合

在结构上，从宝莲灯开始，就有意识地去借鉴西方芭蕾舞剧的结构方式。宝莲灯主要分为定情下凡，沉香百日，深山练武、父子相会、斗龙得斧、劈山救母。在舞剧结构上，相比于建国之处创作的《和平鸽》，其结构并不是一个典型的舞剧结构来说，它更加的清晰，有逻辑，可以看出，整个舞剧是围绕一个主题来进行创作的，深受苏联的戏剧芭蕾的创作方法的影响。《鱼美人》的舞剧结构，则是古雪夫在北京舞蹈学院第二届编导班，要求学生通过自己完成剧本，自己对每一场舞蹈进行创作，使中国民族舞剧的结构意识更加强化。它与《天鹅湖》有很多相似之处，主要以神话为题材，讲述鱼美人和猎人通过3次磨难最终将爱情修成正果的故事。《白毛女》则是描述抗战时期，佃农女儿喜儿在黄世仁的压迫下从人变成鬼，丛鬼变成人的故事。《红色娘子军》的结构则是全剧6场，序曲，满腔仇恨冲出虎口，常青指路，奔向红军，琼花哭诉加入红军，里应外合，夜袭匪巢。党育英雄，军民一家。过场，排山倒海，山口狙击。最后一场是，踏着烈士的遗迹，前进！前进！从这些清晰的标题可以看出，苏联戏剧芭蕾的影响，它们围绕阶级斗争展开戏剧行动，并且每一个场都有一个明确的主题，而所有的场，都为了去彰显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进行革命的历史以及革命的精神。因此，在结构上，中国舞剧的创作，深深地受到了西方芭蕾舞剧的影响。

此外，中国舞剧的创作，在60年代，并不是一股脑地，去照搬芭蕾的结构方式。在北京舞蹈学校上演了《天鹅湖》之后，周恩来总理就提出了要创造一个与西方芭蕾形式相对照的中国民族舞剧的形式。当时，许多院团，学校都在以芭蕾作为基本功训练的课程。北京舞蹈学校也将芭蕾提到了“榜样地位”，然而，仅仅学习和复制西方的芭蕾舞剧目是不行的，在三化座谈会之后，创作民族化的、群众化的、革命化的中国革命历史题材的舞剧，就变成了中国舞剧创作编导，以民族意识，在一定程度上，移替西方芭蕾的开端和原则。在结构上，我们就可以看到《小刀会》运用了人们熟悉的中国传统文学、戏曲中“章回体”结构，《红色娘子军》分场不分幕，甚至，在《白毛女》中，用喜儿的一系列的主题性的音乐，比如《北风吹》等有唱词的音乐进行舞剧有声文本的构建，都使之形成了一种中国气派、民族化的舞剧结构。

（二）语言的中西交融

中国舞剧创作的语言实践，可以说是跨越一种业已形成的语言体系—戏曲舞蹈语言，跨入另一种舞蹈语言—西方芭蕾舞蹈语言的藩篱中，立足于旧，创造新的实践，以这种新颖的，具有时代性的符号，来展现新兴国家的新文化特征。可以看到在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和《白毛女》上，下身的动作是轻盈矫健的足尖功，而上身的动作，被戏曲舞蹈进一步自由化。例如戏曲舞蹈中的一些提襟，顺风旗等动作与足尖功形成复调的融合。此外，地面绞柱，踏步翻身接碾转点翻身，小蹦子，也以表现情感的目的，与芭蕾结合，形成了民族的美感。还有一些诸如“弓箭步足尖”的动作形态，也在舞剧中出现。这些动作，往往在借助芭蕾独舞和双人舞形式，进行人物形象塑造和刻画的时候，大量地运用。《白毛女》喜儿与大春开场送粮食的双人舞，四女子与喜儿的贴窗花舞，扎红头绳舞，都可以看出，演员的上半身的动作打破了芭蕾本身的限制，以塑造人物形象为主，形成了中国的风貌。

二、写实与抒情并重

五四运动之后，中国国门打开，自意大利席间芭蕾发源开始，直至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交响芭蕾和苏联的交响芭蕾并立，新中国可以说是快速借鉴了两者的悠长。舞剧作为一种以舞蹈演故事的形式，在20世纪60年代，肩负着弘扬民族精神的重担。因此，写实和抒情，是那是的舞剧创作不可偏废的任何一方。早期的舞剧，例如《宝莲灯》《小刀会》，仍然有许多哑剧的成分，在动作的表达目的上，更侧重于写实。60年代中期，革命历史题材舞剧《五朵红云》，开始重视舞剧戏剧性的同时，关注舞蹈本身的表现力，创作出了在动作力度、幅度、速度上具有变化的篝火舞等舞蹈段落之后，编导们开始注意到哑剧的写实性以及舞蹈的抒情性的结合，以演剧为目的，特别注重把握两者的比例关系。此后《红色娘子军》在表现女战士们出战的场面时，用女子持枪瞄准前方，大跳连续横越舞台的动作，写实又美化生活地呈现情境。《白毛女》在喜儿进山洞，用足尖一步一步小心翼翼过河的写实动作，加上大量的旋转，展现她动荡不安的心情。除此之外，许多抒情性的群舞，一方面展现民族特色，地方特色，另一方面，他们都是抒情舞蹈与生活写实的代表，例如《红色娘子军》的万泉河水舞，道具是斗笠，就表现了一种黎族人民劳作生活的场景，从生活战斗中提取出来的投弹舞，射击舞也是如此，它们不仅反映生活，而且还反映了中华民族不畏困难，战胜困难的鉴定的爱国主义情感。当下的《骑兵》《洪湖水浪打浪》《醒狮》都具有这样的创作特点。

综上所述，60年代的中国舞剧创作，在二革的前提下，形成了自结构到语言再到主题陈述的民族化、革命化和群众化，形成了推陈出新，在艺术共性之上的民族特性。除了舞剧之外，《东方红》这部以音乐舞蹈为主，配合诗歌朗诵，舞台美术等大型综合的音乐舞蹈史诗，也以那个时期经典的舞蹈反映了一段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的典型历史情境。但从艺术的形态上，他们都在实践三化的目的。但从更长远的意义上来看，他们的声势浩大，对于新中国的人民来说，是一次深刻的革命教育以及积极的民族主义教育。时至今日，参与其中的人，观看过这些作品的人，也无法忘记其中的感动。这也体现了文章合为时而著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