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简介：柏拉图将《法礼篇》喻为一部“至真的悲剧”，其用意深刻而幽微。从内在关系与历史语境考察，该用意可从诸多角度予以审视，其旨归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推崇法礼的实用价值和立法的理性精神，二是贬斥悲剧的情感作用及其表现主题，三是强调人性完善和向神生成的德行修为，四是摆脱希腊城邦的现实危机与终结宿命。

简介：《缁衣》、《中庸》、《表记》、《坊记》、《五行》这五篇作品出自子思学派，是目前学术界分歧最小的看法，而频繁引《诗》、解《诗》、论《诗》，又是这几篇文献的共同特点。本文发现大毛公《诗故训传》已经称引子思学派的作品，由此进一步可以证明几篇备受争议的子思学派的作品均出自先秦。本文也申述了子思学派之《诗》学可以成立的理由，认为子思学派是七十子之后儒家《诗》学的集中代表。本文同时梳理了子思学派引《诗》之范围和原诗的主题，并初步归纳了子思学派引《诗》的体例，以便深入讨论子思学派之《诗》学。

简介：和中有'哲'观念,旧释或为'智慧',或为'智慧之人'.仔细考察则会发现,'哲'在上述文献的不同篇章中分别表示神圣意志、帝王的聪明才智、社会人群的聪明才智.其内涵的扩大,可能意味着上述不同篇章文献完成于不同时代;其内涵的变迁,则反映了'哲'观念在西周早期、中晚期、春秋时期的变化.

简介：<正>《论语·阳货篇》记载孔子谈诗(指《诗经》,下同)的一段话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又《泰伯篇》云:“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其中关于“诗可以兴”“兴于诗”的“兴”义,古今学者多有分歧。“诗可以兴”的“兴”,何晏《论语集解》引孔安国曰:“兴,引譬连类。”朱熹《四书集注》曰:“感发志气。”“兴于诗”一句的“兴”,《集解》引包咸注:“兴,起也,言修身当先学诗。”现代学者对“兴”的解释也不尽一致。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一卷本》对“诗可以兴”的“兴”义,采取朱熹的解

简介：《韩诗》学派的学者大多《诗》、《易》兼修，这对于完善《韩诗》的学术体系，提高其学术地位有着重要的作用。通考载籍，得两汉、魏晋时期兼习《诗》、《易》的《韩诗》学者共计26人，其中习《韩氏易》者3人，《梁丘易》者2人，《孟氏易》者7人，《京氏易》者8人，兼习《盂氏易》、《京氏易》者1人．习《易》家数不明者5人。

简介：真纳由民族主义者向教派主义者的转变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1904-1928年真纳是一个热情的民族主义者，他主张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团结，将南亚次大陆建成一个统一的国家;1929-1937年真纳的民族主义立场发生了动摇，他更多地关注印度穆斯林的利益，但并没有完全放弃印穆团结的理想；在国大党赢得1937年省立法会议选举、拒绝与穆斯林政党合作之后，真纳彻底放弃了与国大党合作的幻想，将大多数穆斯林政党合并到穆斯林联盟，使它成为名副其实的全印穆斯林政党。在促使真纳转变的诸因素中，国大党拒绝与穆斯林政党合作是最重要的。真纳由民族主义者转变为教派主义者使南亚次大陆的分裂成为可能。

简介：《易》是中国文明史的智慧之源，亦是最古老的卜筮之书。除意广涵深的哲理外，《易》卦爻辞也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分析卦爻辞的描写内容、艺术特征、运用意象可知，其与《诗》具有一迈相承的文学意蕴。进而可见，《易》亦为古代文学之源，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不可忽视。

简介：在中国《诗经》学史上,郑玄的《毛诗传笺》久负盛名。尤其是他利用由古代礼义与礼例对《诗》作了制度化的研究,一直被认为是孔子以来说《诗》的重要发展。然而,作为郑玄《诗》学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学的“以易笺诗”,却常为世人所忽略。本文通过对《郑笺》与《易注》的梳理与论证,指出郑玄以《周易》卦爻象与《易传》笺《诗》,虽然大多是片断的,不连贯的,有的甚至是随文引申有感而发,但是他借助《周易》话语,运用当时的社会观念和理论表述自己对《诗》的理解,丰富和深化了《诗》学的“比兴”手法、“天命”观念与讽喻功能,为我们展示了汉代《诗》学研究的新思路和新动向。

简介：春秋前存在两种指意截然不同的“兴”，一种属于音乐内容及演唱形式，即瞽礞乐师“六诗”之“兴”；另一种是国子教育“乐语”之“兴”，属于正式场合富含道德性的言说。孔子继承二者，《论语·阳货》中的“《诗》可以兴，可以观”，即指乐语系统之“赋诗言志”与“观诗知志”。孔子发挥此意以为教，并进一步赋予“兴于《诗》”以道德意涵，即借《诗》中对自然万物的感发，兴起对天地之道、内在仁性、礼乐政教之体认。此思维方式亦推广应用于《诗》之外，如伯夷叔齐之事迹。这种道德认知、体悟上的启发，适合士君子的自我道德修养；而对一般人民百姓，孔子则提出了“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更加强调道德情感之联结、感染与共鸣。

简介：

简介：司马迁所述孔子＂删诗＂说很可能出自《鲁诗》。《史记》多采《鲁诗》说;《孔子世家》先述孔子＂删诗＂说,紧接着述《鲁诗》＂四始＂之义;《孔子世家》述孔子＂删诗＂说前后矛盾,都显示出孔子＂删诗＂说与《鲁诗》间的关联。据魏源的说法,也有学者认为孔子＂删诗＂说源于《鲁诗》。司马迁不仅认为孔子＂删诗＂,而且认为《诗经》的篇次也是孔子安排的,《毛诗》则认为是国史安排的,但《鲁诗》、《毛诗》的篇第绝大多数相同。由《仪礼》、《左传》、《国语》记载的典礼用乐看,《诗经》的篇次不是孔子排定的。汉儒说孔子安排了《诗经》的篇次,是为了便于从伦理道德、政治教化方面阐释。同样,说孔子＂删诗＂,也是为了增加《诗经》的神圣性。在《诗》的经化过程中,一方面是加强其与伦理道德、政治教化的联系,另一方面是把其与圣人联系起来。所以,到了汉代,儒生就认为《诗经》是孔子编选的,诗篇、诗次都包含着孔子关于治国理家的微言大义。

简介：朱熹的《诗集传》是《诗经》学史上的重要著作，其中对三家《诗》的征引，表明了朱子的三家《诗》学思想。朱熹对三家《诗》的运用，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学术环境、《诗经》研究的状况和朱熹本人的学术追求等各方面紧密相关。它传达了很具有影响力的讯息，吹响了对三家《诗》关注的号角，引起了后学的广泛关注，与王应麟的《诗考》一道，影响了有清一代三家《诗》学的发展。

简介：<正>在春秋诸国争势的时代,齐国在较短时间内力挫群雄,最早成为东方强国,这不仅有其社会经济方面的原因,而且因它所处的地理环境和统治阶级的尚武精神密不可分。不少学者也注意到了齐俗尚武的问题,我们结合对有关文献的考察,研读《诗经》,愿为续貂。

简介：比较上海博物馆藏《孔子诗论》与《论语》等传世典籍中记载的孔子论《诗》的内容，可以使我们更为全面地了解孔子的《诗》学思想。以往人们认为孔子对《诗》只有使用层面上的阐发，今据上博简《孔子诗论》则可知孔予以“情志”论《诗》，对《诗》旨也有精确允当的阐释。

简介：《毛诗序》有相对一致的解释思路，十五国《风》、大小《雅》各部分的《序》表现出一定的系统性，相邻的《序》文也往往有一定的关联度，则其很可能成型于一人之手。三家《诗》本无序、四家《诗》解说有不少歧异，说明《毛诗序》非出于诗人、国史、周之乐官、孔子、子夏。先秦时期虽也有以政治教化、伦理道德解《诗》的趋向，但尚未成为普遍原则。《毛诗序》与三家《诗》皆以政治教化、伦理道德解《诗》，洗明它们是同一时代的选择。而《毛诗序》比三家《诗》有更浓厚的政治教化的意味，则《毛诗序》晚于三家《诗》的创立。三家《诗》的创立在高后至文帝时，结合《序》《传》关系、《序》的资料来源，可以断定《毛诗序》的成型在景帝前元二年至中元五年间。

简介：两汉《诗》学，主要有今文的《鲁》、《韩》、《齐》三家和古文的《毛诗》一家。《毛诗》曾先后被河问献王和王莽短时间地立为博士，今文三家则自开创者起就被朝廷立为博士，宣帝时进而一道列为朝廷官学。一经数家而非出同门，这在西汉是绝无仅有的。西汉的皇帝为刻意维持这种历史的传统和争鸣的局面，大都兼而习之，或至少学习三家中的两家，如昭帝习《韩诗》、《鲁诗》，元帝习《鲁诗》、《齐诗》，成帝习《齐诗》，哀帝习《鲁诗》、《齐诗》。从其取舍不难看出，三家《诗》的地位在西汉并没有高低之别。这一长达二百年的学术平衡。

简介：礼防意味着华夏之为华夏的文明贞固性或礼秩基础。但自近代以来,中国绝大多数知识人对礼防的态度却与往不同,他们将之理解为压抑人性、阻碍自由的消极力量。另一方面,一百年来中国社会经历了巨大变革,在家庭及社会伦理方面屡现的种种弊病,恰恰也跟近代礼防崩溃后的社会状况息息相关。本文试图通过梳理《诗经》中《汉广》及《汝坟》两篇所蕴含的礼防思想,探讨礼防与人之性情的关系,并分析周文礼乐如何经由先秦儒家思想发生的转换,进而揭示礼防崩解与＂古今之变＂的特殊关联。

简介：当代学人尊之“文化昆仑”的钱钟书先生，对汉代焦延寿《易林》给予诗学意义上的极高评价：称与《诗经》“并为四言诗之矩矱”。《管锥编》立《焦氏易林》专题，论述《乾》、《坤》……《未济》等三十林，涉及林辞数百篇。先生慧眼独具，对所论及篇、句的文学价值，从“造境寓意”、“拟象变象”、“词令之妙”等方面作细致分析，纵横比较、中外沟通，使《易林》的文学意义凸显于两汉文学背景之上，亦为中国文学史之奇葩。但钱先生以“文本自足”观认为不必为《易林》姓焦姓崔“判儿猫之是非”，本文对此提出异议。

简介：子夏与孔子关于《诗经》文句、内容和价值的讨论引入注目，二者就文质、本末、仁礼等关系的论述代表了先秦儒家道德哲学由仪式伦理向情感伦理的转化。孔子及弟子、时人所提出的“质先文后”、“质本文末”、“重质弃文”、“文质一体”、“文质彬彬”等思想代表了先秦儒家早期文质观的主要观点。思孟和荀子在继承孔子文质思想的同时，又从不同侧面分别强化了质与文的思想价值。由对文质及其关系的理解出发，思孟重“质”轻“文”，更加注重“义”的内在性，甚至把“礼”也纳入了内在性的范围；而荀子主张“情文俱尽”，赋予“义”以内外两重性，把“礼”视作实践“义”的根本途径。伴随着文质观的演化，先秦儒家道德哲学的建构蕴含了由外而内，又由内而外的否定之否定的价值转向，《论语》中所见文质观正是理解这一价值转向和思想逻辑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