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本文旨在评估希望范畴在何种程度上有助于保存并重塑社会批判理论中乌托邦思想的痕迹。希望在社会批判理论诸范畴中从未占据一席之地,尽管其间或得到相当的关注。我将证明,当前对社会希望的哲学的和日常的关注可以追溯到自由主义的自由概念在表达一种因当代的苦难和被蔑视的经历而寻求社会转型图景时的无能为力。这些体验的背景是诸种结构化变迁,这与全球化的不公正、资本主义想象的动员以及风险社会的不确定性相关。通过联结规范性原则与时间取向,希望范畴有助于维系批判理论的乌托邦主义。但是,当前资本主义现代化阶段的诸多悖论进一步解构了进步的观念。由于希望范畴的神性背景构成了一种主要的限制,批判的乌托邦取向在与社会希望转向的二律背反以及哈贝马斯话语理论之潜能的关联中得以阐明。虽然卡斯托里亚迪斯对希望范畴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但是当前社会分析中希望范畴的使用与霍耐特“为承认而斗争”的理念存在密切关系。
简介:现代主义的梦想不仅包括掌控自然,还包括建构一个属于自由理性的人类群体的伦理-政治乌托邦。后现代主义对现代主义的批判抹杀了它的内在矛盾和张力,使这份遗产失去了被挑战、质疑和讨论的价值。而批判理论在不放弃启蒙的乌托邦遗产的同时,又试图超越现代主义的构想,指引我们既不放弃理性自身,同时又超越现代主义的理性。作为“盛期现代主义者”的阿多诺虽然也曾对启蒙主义和“西方理性的身份逻辑”进行了强烈批判,却并未对理性反思在获取个体自主性和集体正义方面所具有的治愈力量丧失信念。通过对阿多诺的细读,不仅可以让我们注意到盛期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的辩证张力,还能告诉我们,要想在批判理论与后现代主义之间真正实现对话,就必须倾听阿多诺作为中介者的声音。
简介:美国杨百翰大学政治系的哈德逊教授通过对中国、印度、葡萄牙的调查研究,认为性别失调对社会结构的不稳定具有重要影响。她的《光棍》一书因这一理论在学术界引起各种讨论,本文结合各种批评对这一理论进行了分析,认为性别比例失调的现象值得重视,但不应把这一因素从整个社会历史背景中孤立出来,得出性别失调直接导致社会动乱的结论。美国杨百翰大学政治学系的哈德逊教授研究认为,未婚男性数量增加会导致犯罪率升高。哈德逊教授通过历史事件对光棍与社会暴力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考察,并进而探析光棍与社会的关系是如何发展的。她对比分析了中国、印度和葡萄牙的情况。在中国历史上,1851至1863年间的捻军叛乱是探讨性别失调和社会暴力的典型例子。19世纪华北地区性别比例极高,达到129∶100(男性∶女性)。19世纪上半叶,该地区环境恶劣,并且平均每三到四年就遭受一次水灾、旱灾或虫灾,许多人死于饥荒。人们很难把女孩嫁出去,因而很少生养女孩。结果,华北地区大量的男性至死未婚,有25%的男性根本结不了婚。那时,大约每1000名女婴中就有300名被杀害,长此以往的后果就是人口失衡,产生了大量过剩的年轻男性。他们被迫变成无家可归的土匪,去绑架、偷窃、仇杀争斗。...
简介:一、吉登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的背景分析吉登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是以他对现代性的理解为基础的。在吉登斯的现代性思想中,特别强调现代性与传统的“断裂”,并视之为在这种断裂后建立起来的“一种后传统的秩序”,包括从世界观、经济制度到政治制度的一套架构。②在《现代性———吉登斯访谈录》一书中,当被问及古典社会学家中是否只有马克斯.韦伯最接近对现代性的正确理解时,吉登斯回答说仍然敬仰马克思,“因为资本主义对较大的现代性框架具有核心重要性。在现代社会中,经济影响同它在从前社会形式中相比,其效应要明显和深远。这些影响的结构,以资本主义制度和机构为核心”。③这说明,在对现代性的认识上,吉登斯与马克思的认识是相似的,都从制度角度出发解读现代性。也正是以此为基础,吉登斯认为能够在同样的层面上通过对现代性制度维度理解上的超越实现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除此之外,吉登斯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只是代表了19世纪对社会的认识水平,到了今天,随着时代的发展,现代社会出现了很多历史唯物主义创立时期没有的新变化,使得历史唯物主义在与时代的对接中暴露了很多缺陷。因此,吉登斯的所谓目的就是立足当代,借助各学科的最新发现来批判历史唯物主义,...
简介:女大学生由于自身生理性别及社会性别的特点及局限性,在劳动力市场上,被用人单位排斥甚至歧视,引起了针对女大学生的就业性别歧视,这种性别歧视不仅会对女大学生自身产生消极作用,还会引发恶劣的社会影响,是一种有违法律公平、正义原则的违法行为。消除针对女大学生的就业性别歧视,建立并完善我国生育保险制度是关键,因为通过扩展生育保险制度的主体适用范围,强化生育保险中职工、用人单位和政府的责任,提高生育保险待遇水平等,可以从根本上降低用人单位雇佣女大学生的性别成本,减轻用人单位的经济负担,使女大学生能平等地参与社会就业和竞争,同时,也能实现生育保险法律制度保护女性生育权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