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冷战后,尤其是在亚洲金融风暴和“9·11”事件之后,中美日等大国在东南亚的存在与影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面对这种变化,东盟各国认为,单纯依靠东盟自身的力量是无法保障本地区安全的,而大国出于利益的驱动和对权力的追求,一定会在东南亚地区进行扩张和竞争,利用这些大国之间的相互竞争,可以达到某种均衡的态势,从而保证本地区的安全、稳定与繁荣。在东盟各国看来,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正处于上升的态势,是一个个雄心勃勃的地区强国,而美国则是一个“温和的超级大国”,因此,有必要扩大美国和日本在该地区的存在与影响力,以制衡中国。
简介:近20年来的俄罗斯国家能源战略,虽然保证了其经济增长与社会稳定,但是由于产业结构失衡、市场机制缺失和西方国家联合控制国际油气能源价格等因素,致使其社会经济发展患上了"俄罗斯病"。俄罗斯片面依赖能源的经济发展战略带来的后果昭示出,在新的社会发展时期必须完成产业结构提升,通过发展"高精尖"产业,缩减高耗能产业所占比重;制定以节约为主导的新能源发展战略,推动能源科技创新,减少对传统能源的依赖;健全国内能源供给市场经济体制,加强能源储备与运输体系建设。通过推进社会法治化进程,提高国家治理能力,为能源产业结构调整和市场化改革提供制度与政策保障,实现从经济大国到强国的转变。
简介:推崇北欧实践、追求多数人的民主、有别于传统社会主义的桑德斯"民主社会主义"之所以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中受到年轻人欢迎,主要是因为年轻人对社会主义的认知逐渐与冷战的历史记忆脱钩,对北欧民主社会主义持积极评价。同时,美国社会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导致受影响最大的年轻人愤怒感增强,弥漫起一种对社会主义的向往之情,而颇具理想主义情怀的桑德斯所提政纲为渴望"真正变革"的年轻人找到了愤怒的出口。桑德斯在竞选中极力宣传"民主社会主义",虽复苏了平等主义传统,将边缘化议题带入了美国主流政治,还深化和拓展了美国左翼政治,但也面临国内反社会主义、反大政府主义思潮的掣肘,在未来仍将争议不断。
简介:<正>中美知识产权(IntellectualPropertyRights,以下简称IPR)谈判是近两年中美关系中的一件大事。谈判历经多个回合,由于双方分歧严重而一度破裂,几乎引发了一场大规模的贸易战,但在最后一刻双方又戏剧性地达成了协议,从而避免了两败俱伤的后果。这次谈判集中于IPR保护的问题上,但对于两国的经济界产生了不小的震动,由于谈判是在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之间进行的,因此引起了各国的普遍关注。那么,中美产权谈判的背景是什么?双方为什么会一度举起贸易报复和反报复的武器?两国又为什么能在最后一刻达成妥协?
简介:英刊《国际社会主义》2005年秋季号刊登了英国著名左翼学者亚历克斯·卡里尼科斯题为《帝国主义与全球政治经济学》的文章,认为以美国学者帕尼奇和金丁为代表的学者所持的观点即美国力量超强所以可以调节世界资本主义的矛盾的观点是错误的。因为当前资本主义本质上仍未摆脱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的长波性质的危机:自那时以来利润率危机和过度积累危机一直在深化,这种局面实质上是连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集体合作干预也无法控制和顺利解决的。正是由于危机过于深重,美国开始以破坏世界经济如放纵金融投机或与竞争对手争夺战略资源如伊拉克战争等方式力求自保,美国已从世界资本主义的稳定力量变为破坏力量,资本主义大国间的冲突将加剧。而且中国越来越成为最边缘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生产和流通的中间站,这也将改变当前世界格局。因此帕尼奇和金丁的新版超帝国主义论是错误的。作者在论证中广泛涉及并评述了冷战结束以来西方左翼的帝国主义论,有参考价值。文章内容如下。
简介:自从西雅图事件在1999年底爆发以来,国际学界就贸易自由化与人权保护关系展开多起且前后长达十年之久的跨国且跨学科论战。该论战不仅表明经济全球化之争进入到一个新阶段,而且预示全球贸易自由化已来到一个十字路口。不过,在多边贸易体制晚近转型的主流叙事即“从政治到法律”的语境下,论争双方都只把贸易与人权论战定格为一种“制度关系”之争而不去发掘相关制度转型背后内在知识结构的重构,既无法准确理解贸易与人权关系的性质,又没有合理定位人权在贸易自由化进程中的应有功能,因而未能给两者关系指明出路。即便如此,这场论战给拥有世界第一大贸易与人口规模的我国以深刻启示:全面认识贸易自由化对人权保护的影响并重新定位人权在当代社会中的基本功能十分必要。
简介:冷战结束后,在中国和日本国内都出现了强烈的民族主义,并且都体现在了两国国民对对方的感情中,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双方政府对待对方的政策。民族主义可以分为内向型民族主义即合理和积极的民族主义,以及外向型民族主义即不合理和消极或极端的民族主义。中日两国的民族主义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将对方作为其对立面,因此在两国关系中仍然具有一定的危险性和破坏性。中日两国政府应该有意识地制约和积极引导各自的民族主义,彼此的民族主义都要在发展自己的同时能够以平等和尊重的态度看待对方,而不是将对方作为参照物和对立物来加以反对。中日两国要更多地提倡地区主义,增加中日两国在东亚地区的共同责任,逐渐淡化两国的民族主义,尤其是要削弱极端意义上的民族主义,中日两国关系才能步入比较良好的发展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