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正>中国传统法律观念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曾指导了数千年的中国法律实践,并遗存于中华民族的潜意识之中,对中国当代的法制建设产生某种影响。在改革、开放和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传统文化包括法律文化面临着严肃的检阅,亟需冷静乃至痛苦地反思。本文拟从剖析传统法律观念人手,通过中西法律观念的比较,就如何认识中国传统法律观念及其现代化过程方面略抒管见,求教于同志们。

简介：文章宏观地考察了中国传统法观念在晚清的十大转变及其与修律和司法改革的相互关系,进而从史鉴的角度提出颇有参考价值的几点思考。

简介：中国传统的侦查文化产生于中国的传统社会，是这一社会的一种文化现象。中国传统侦查文化与传统政治关系密切．随着中国传统政治的发展，专制的不断加强，侦查文化也逐渐发达。中国以农耕经济为特征的传统经济对传统侦查文化的影响很大。用智慧进行侦查和破案、用文字记录侦查的经验等常见于中国史籍。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儒家文化为核心，其与中国传统侦查文化的关系也十分密切。有侦查职能的官吏受过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要学习与传统文化对接的礼法结合的法律。中国传统的侦查文化也渗透进传统法文化。

简介：中国传统法哲学在几千年的发展演变中,形成以儒家伦理法哲学为正统和主干,并以其“仁学”本体观为核心的思想体系,深远地影响着中国社会,它们仍是精芜杂陈,因此急需要对中国传统法哲学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和科学分析。

简介：文章认为,中国传统诉讼文化在其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性质和风貌,其中主要有:诉讼运作(包括司法判决)的道德化;司法设置的行政化与非专门化、非职业化;诉讼活动因司法官员高操的"权"变之术和良好的人文修养而人情化和艺术化;诉讼规制的低程序化;因过于注重个案处理的妥当性而导致的司法个别化和非逻辑化等等。这些特质是中华民族生活智慧的结晶,其中蕴藏着许多值得今人借鉴的因素;但从总体上看,它们乃是附属于传统礼治社会的特定范畴。

简介：在法律社会学视角下，中国传统法律研究主要包括“德治”和“法治”两种研究范式；这两种范式都过于强调法律的儒家化特征进而忽视了法律的官方表达与民间实践的区别，因此未能回应西方学界认为中国不具有法律或法治的法律东方主义观点。事实上，中国传统法律的官方表达与民间实践之间并不具有一致性，在儒家化法律表达之下实际上存在着大量的宗教性法律实践；正是基于对法律宗教性特征的发现，中国传统法律的运行机制才能够摆脱法律儒家化的简单模式，形成了一种哲学、道德、宗教和法律相融合的复杂互动模式，从而为从法律宗教性特征和复杂文化面向的视角回应法律东方主义观点提供一种新的思想资源。

简介：中国古代的诉讼文化以和谐精神与无讼理想为中心，在这种总原则指引下，又产生维护秩序与贯彻伦理纲常的具体原则，这种价值取向对中国的诉讼文化产生巨大影响，并且影响到古代传统法制的方方面面。

简介：一般认为中华法系是以成文法为表现形式，伦理法为主要内容的，对判例在中国古代法律实践中的作用研究不够。本文试图在中国传统法律中选取判例法这一视角，对有代表性的朝代，通过判例著作的梳理，大致勾画出判例法的发展线索，从而明阐判例法在中国传统法律当中应有的地位。

简介：

简介：<正>众所周知,中国现有的被称为平面耦合式四要件体系的(狭义)犯罪论体系(即犯罪成立条件),来源于苏联。1949年10月,在亚洲的东方耸立起了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崭新的国家,这就是社会主义中国。为了标志新中国与以往社会的本质不同,中国的决策者决定抛弃旧中国的所谓"六法全书",与以往的法律传统决裂,业已在民国时期初步成型的具有大陆法系特色的刑法理论完全被推翻,一头倒向苏联老大哥,

简介：在以农业为基础的中华法系的发展过程中，作为民法物权客体之一的土地，对于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均有重要政治、经济及军事意义。中华法系土地用益制度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每一阶段均有自身独特的主导性特征。社会政治力量的对比、经济的发展程度、军事征战需求，乃至宗法思想观念等因素，都对特定时期土地用益制度的形成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

简介：受制于其赖以存在和运行的特定社会背景和政治文化,中国传统司法被赋予了行政性、调和性及伦理性等典型特质.正是这些特质,决定了中国传统司法之定纷止争、道德教化与社会控制等独特功能及其实现困厄.对此作反思性审视,或对当下司法改革有所裨益.

简介：任何一个社会作为整体系统而存在,都需要一定程度的团结,使社会的各个部分之间互相协调,社会成员愿意互相合作,从而避免社会的解体,这就是社会系统所具备的整合功能。一般说来,社会的整合是通过两个层次实现的,一是全国层次上的政治整合,二是地方层次的社会整合。前者的目的主要是确保民族国家的主权,实施行政控制与管理,以政治的手段建立和维护社会秩序;后者主要是以民间的、非政治性的手段在社会层次上发挥作用,以维护基本的社会生活秩序,使承担不同功能的角色、组织、制度能建立起和谐与配合的关系。

简介：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儒家立法思想占有主干地位,道德思想主导立法是儒家一直关注的核心问题。中国法制史上的"法律儒家化"过程就是一个儒家道德原则被转化为法律原则、儒家道德规范被转化为法律规则的过程,这一过程便是一个立法的过程。法律儒家化所追求的目标是"礼法合一",使封建立法符合礼的原则、体现道德的精神。《唐律》被认为是这方面的典范。法律的儒家化过程自汉代开始,大体终结于唐代,在这段历史时期内,封建立法逐步加大对儒家道德理念的吸收程度,如"八议"、"十恶"、"准五服以制罪"、"干名犯义"、"存留养亲"、"亲属相隐"及"七出三不去"等等入律就是例证。当然,应该指出,中国历史上的法律儒家化运动除孕育出了带有鲜明伦理色彩的"中华法系"外,也存在一些弊端,其中一点即把过高的道德义务转化成了法律义务,从而造成"强人所难"的不良后果。这是我们今天在立法中贯彻道德原则时应该避免的。

简介：关于唐律中的共犯当中是否包含教唆犯的问题，滋贺秀三与戴炎辉两位学者曾进行过一番论争，他们的观点均有值得商榷之处。事实上，古代共犯概念就应该以共同实行犯罪者为核心，然而并非所有犯罪的参与人都完整地实行了犯罪，而确实具有将这些人纳入法律规制的必要，因此为了构建这些行为的违法性，立法者将“谋”的概念纳入进来。立法者通过择出从刑事政策等角度需要扩张的罪名，为其逐个制定特别规定，以明文规定的方式限制“谋”的概念漫无边际地扩张。

简介：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建构于传统的农业经济基础之上,积淀了深厚的情性,迟滞着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它与现代法律文化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并显现出多种不适应现代化需要的因素。因此,为了实现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必须对传统法律文化进行现代化改造,为了这项现代化工程不致夭折,必须对传统法律文化产生的广阔背景及其特质作深入、细致、认真的探究,以期找到传统法律文化现代化的最佳途径。

简介：关于中国传统法中是否存在罪刑法定原则，学界对此大致分为肯定说、否定说和其他说。各派学说都能在中国古代存在罪刑法定规定上达成共识，它们的立场分野在于中国古代的罪刑法定是否承载了限制权力、保障个人自由的精神内涵。如果撇开中国的政治历史背景，语词上的罪刑法定是存在的，但中国传统的罪刑法定规定关注的是“此罪彼罪”的区别，这与近代意义上罪刑法定以保障人权为基石并侧重“有罪无罪”的判断，有着相当的不同，故价值冲突才是真正破解中国传统法不存在罪行法定原则的迷思之所在。同时，在否定中国古代没有罪刑法定原则时需避免对比附援引、皇权专制的曲解与误读。

简介：在目前的法学教育和研究中,法律史的状况有些令人担忧。在教学中,有些课程,如中国法制史的课时越来越缩减;而有些课程,如中国法律思想史则为“选修”。这种学科的分野和讲授时间的匆忙,不仅很难将具有五千年传承的中国传统法较为客观地展现给学生,而且误导研究,造成了人们对传统法的片面理解,进而造成社会对传统法文化的自信阙失。本文从中国法律思想史学科的发展、学科研究方法的反思和学科所具有的意义论证珍惜传统法的重要。因为珍惜是复兴的前提,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法律发展无法离开传统的平台,所以传统法的改造成功之日,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法治形成发展之时。

简介：近代以来，受西方法学的影响，学界普遍认为中国社会的法律虽有数千年的传承，但是并不健全，甚至将中国占代径直称为“无法之国”。梁启超写成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的《论立法权》中言：“呜呼!苟卿‘有治人，无治法’一言，误尽天下，遂使吾中华数千年，国为无法之国，民为无法之民。”

简介：<正>在一个特定的国家形态中,其社会结构、政治背景、经济条件和文化背景决定其法的价值取向。就中国古代社会而言,传统社会中如何认识犯罪现象以及如何处置犯罪行为受到上述背景的深刻影响。在中国古代,断罪和理狱、问刑和讯囚具有密切相关性,在某种意义上讲甚至具有同一性。因此,除了一些纯粹的政治性犯罪之外,按照传统法律的精神意蕴,小民往往是出于无知而误犯刑宪,因而有司百官治政理民的首务乃是教导民众。这一价值取向决定了中国古代社会行刑过程中,并没有完全断绝犯罪人与其生活环境的联系,在惩罚其罪行的同时更羞辱其心、警示他人,并用一种伦理亲情将其悔罪之心与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