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温州打火机反倾销的胜诉，是中国行业协会入世后组织中小企业积极应诉的第一例。目前我国的行业协会总体上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究竟在入世后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应该如何发展，是行业协会目前应该思考的问题。行业协会作为国际经济法的主体在国际经济关系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简介：终身监禁是《刑法修正案（九）》新确立的一种刑罚方法。我国目前还对普通罪犯适用死刑立即执行,而仅仅对贪污受贿罪可以适用终身监禁会带来刑罚适用不平等的质疑。在部分罪名存在终身监禁的刑罚适用时,对其他可以判处死刑的罪名也应当增设终身监禁,以实现刑法平等。将终身监禁改造为实际执行期限更长的无期徒刑,以避免＂生刑过轻＂的问题。同时赋予犯罪人以赦免请求权,避免＂终身监禁＂矫枉过正的弊端。

简介：＂政府——社会中间层——市场＂三元框架是一种用以表明和展示不同经济法主体之间的组合关系与法律地位的理论模式。但是,在对以往研究成果的回顾与梳理中我们发现,那种基于传统利益分析方法而确立的＂三元框架＂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中间层理论,其实只是一种理想主义。对＂三元框架＂进行重新解读,首先需要研究该框架对主体所作的理论假设与现实中的主体是否相符;经济法实践中的社会中间层主体与其假设之间所存在的反差,可能是导致现有社会中间层理论缺乏应有实效的根本原因。新型社会中间层理论的经济法构建应当明确社会中间层所处领域是一种＂场所＂、社会中间层之目的在于为实现＂政府与市场互动的耦合＂提供方法和路径、以及在干预主体和干预受体之中为社会中间层寻求定位并据此确立其权力（利）运行边界等三个基本命题。

简介：在现有的关于刑侦工作群众路线的诸多研究中，都集中在密切警群关系，发动群众提供侦查破案线索等警察与群众的互动方面。、这固然是刑侦工作贯彻依靠群众方针的重要内容，但在刑侦工作中深入贯彻群众路线远不止于此。根据毛泽东的论述，“从群众采，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本质上是认识论。因此，只有从认识论维度探讨群众路线的内涵，才能对刑侦工作的群众路线有更深刻的理解，才能更好、更深入地贯彻刑侦工作的群众路线。

简介：狭义刑事和解（Victiom—OffenderMedition），又称被害人与加害人的和解、被害人与加害人会议、当事人调停或者恢复正义会商，是指犯罪发生之后，仅由调停人使受害人与加害人直接商谈，对刑事责任问题达成协议。一般而言，受害人一方不追究加害人一方的刑事责任，而加害人一方则可能为此对受害人一方进行物质性赔偿等。而本文刑事和解是指以和谐社会理念与轻缓刑事政策为指导，在刑事诉讼、执行活动中旨在贯彻刑罚权运作适当的社会参与及行刑社会化刑法哲学思想，在侦查、起诉、审判乃至执行等阶段由专门司法机关（刑罚权主体）所控制，当事人及其代理人及其他参加人共同参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裁量权范围内）以轻微犯罪刑事责任承担及社会危害性恢复与预防问题为核心内容之和解协议达成为具体要求，且刑事和解协议及其执行情况会导致刑罚权具体运作后续的改变的特殊刑法制度；刑事和解作为刑罚权（公权）与私权之间所达成合法妥协的制度安排，其性质应是刑罚裁量权之实体性与程序性相结合的特殊刑法制度。

简介：2018年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三次修改时,在特别程序编中增加了刑事缺席审判程序。这一程序设计与当前反腐败背景有很大关系,在某种程度上突破了传统刑事审判的原则。但实际上,缺席审判制度的价值基础应当是多元化的,从长远来看,可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适当扩大刑事缺席审判的适用范围,满足社会发展带来的新需要。同时,也应当建立完善的权利保障机制以及其他相关配套机制,以确保该程序的正当性。此外,该程序与现行立法中其他程序的关系也有待厘清。

简介：法治并非法的体系、知识与技术的逻辑堆砌,而是包涵了深刻价值内涵的治理方式。道德与价值共识是建设法治社会的基础,当代中国社会治理中的最大问题是法治建设中缺少了道德的因素,因此,法治难以担当重塑社会共识的角色。从寻求法治共识和道德基础的意义上看,儒家提倡之＂德＂是古代官民之间共享一套的道德话语和价值体系,＂德＂恰恰是凝聚古代社会共识的核心价值。在儒家的治理逻辑中社会的法律体系与治理结构均建立在全社会共享的道德话语与价值共识基础之上。

简介：从本质上说,法律塑造的公司人格不过是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在法律、社会伦理与自我认识层次上的集中反映。相应地,对公司社会责任也可从三个维度予以解构：法律意义上的社会责任是一切公司应尽的最低限度的法定责任,其约束力最强;伦理意义上的社会责任则是对公司的外在约束,此种约束机制可以是纯粹倡导性的公司伦理,也可以是介于伦理与法律之间的“软法”;而公司内生的超出法律与“软法”之上的社会责任则是纯粹自律性的。三种性质的社会责任相互依存并相互转化,因此,仅有法律意义上的社会责任机制是远远不够的。

简介：我国商事立法应顺应时代潮流，整合维度定位，适时构建商法体系和商法制度。商法构建是一个庞大的工程，涉及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与实践问题。本文以经济全球化导致商法国际化的趋势为背景，探讨全球化对商法的一般影响，进而分析我国商法的现状，并时我国商法架构模式进行研究。

简介：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了科学发展观的地位和意义，阐明了科学发展观形成的实践基础和理论基础，指出了发展、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统筹兼顾四个坚持是科学发展观的新内涵；提出了基本路线、和谐社会、改革开放、党的建设四个要求是贯彻科学发展观的根本途径。科学发展观内涵丰富，价值巨大。我认为，要深入理解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和实质，至少要从政治的高度、系统的深度、世界的广度和方法论的角度等四个维度来理解。

简介：由于宏观暴力、金钱暴力和象征暴力这些压制性因素对法学学术交往的扭曲，法学学术批判和交流在很多情况下是很难达成合法性共识的，是无效的。学术交往有其自身的运作逻辑和规则，不同于政治领域的权力逻辑，因此，政治干预并不能在法学界制造合法性，而只会破坏合法性。根据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法学学术批判存在三个有效性维度：真实性、正确性和真诚性，而中国法学学术批判在这三个方面可能还存在着一些严重的问题。只有满足了这三个有效性维度，法学学术批判和交流才能不断地达成有效的短暂性共识，才能为法制改革提供知识支持。

简介：在现代行政合法性危机的背景下，传统的法律效力概念已不足以解释变化的现实。通过学理分析可以发现，传统的效力概念背后蕴藏着“正确性效力”和“权威性效力”两个维度。正确性效力只有有或无的区别，有正确性效力的规范应当得到服从；权威性效力可以在程度上区分大小，有权威性效力的规范应当得到尊重。另外，正确性可以区分为正义和拟制正确，权威性则包含理论权威与制度权威，制度权威又可分为绝对制度权威和相对制度权威。正确性效力背后的正确性是一种拟制的正确性，权威性效力背后的权威性则是理论权威与相对制度权威的结合。在正确性效力和权威性效力区分的理论框架之下，对于规则的司法审查应建立起先正确性效力后权威性效力的审查方式。

简介：我同意“科学是现代社会的中轴和现代社会进步的强大驱动力，它深刻地影响人类的生产、生活乃至人生，塑造人类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这样的判断，不过要把“进步”二字改为“演化”，因为进步二字似乎表达的是科学对于社会的影响只有正面的价值。这是不够的，事实上，科学演化对于社会的影响，不只有正面也有负面的后果。科学演化至今，已经与技术、资本、权力结合得非常紧密，成为当代社会的座架，这倒是不争的事实。

简介：在今天行政理念不断变迁过程中，行政机关作为最具有权威性、实力最强大并担负着供给社会所需要的公共产品义务的组织，在践行服务型、人本型、法治型、绩效型、有限型、透明型等行政理念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在实践中，行政不作为现象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行政相对人诉行政主体不作为的案件与日俱增。但是，由于行政不作为本身具有违法性、隐蔽性、危害性等特点，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行政不作为现象尚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

简介：文章分别对警察权和公民权加以诠释。分析了警察权与公民权既统一又冲突的关系,从警察权源自公民权、保障公民权、服从公民权需要、接受公民权监督等,归纳了二者统一的实质;从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秩序价值与自由价值、自由裁量与权益评判、执法权威与消极对抗等矛盾,归纳了二者冲突的表征。论述了探求并实践警察权与公民权平衡的对策,包括树立执法为民思想和人权保障理念、提高法律意识和完善法律规制、以程序公正原则提升警察权的正当性和公信力、切实维护警察执法权威和执法权益等。

简介：早在1919年，李大钊先生就指出，“现代生活的种种方面，都带着Democracv的颜色，都沿着Democracy的轨辙。……Democracy就是现代唯一的权威，现在的时代就是Democracy的时代。”事实上，经济的民主化也是市场经济的题中应有之义，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民主经济。将经济法与经济民主联系起来进行研究，更能透视经济法与市场经济之间的内在联系，揭示经济法是政府与市场互动之法的本质。

简介：地方立法应关注有关开发项目的环境与社会效益，并在遵循上位法的前提下有针对性地在条文中予以规范和调整。通过借鉴国际金融公司环境和社会可持续性绩效标准，建立地方开发项目环境与社会效益评判指标，包括实体性指标和程序性指标，对提升地方立法的科学性具有重要意义。

简介：<正>一、经济立法效益原则体现出主观和客观的矛盾“效益”原本是经济学的基本范畴,也原本是经济学的根本主题。效益被引入法学领域“导源于亚当·斯密以来的经济学对法律的渗透,亦即对法律的经济分析的运用。”由此,在当代法学和经济学越来越紧密的发展中,自然也就产生了经济立法效益原则。经济立法效益原则是经济立法的一个实体原

简介：

简介："法律与文学"是滥觞于美国的一种学术运动,近年来逐渐为国人所知晓,这多半归功于几年前译介过来的美国法学家波斯纳的《法律与文学》一书。[1]从文学的角度来研究法律的学者很多,但苏力的关注之所以特别引人注意,之所以能够获得一些有创见的成果,重要原因之一是他的分析采用的思想方法是异域的。其在七年前出版的《法律与文学:以中国传统戏剧为材料》一书,[2]又是他以"异域方法"来分析"本土资源"的积极尝试,期间、至今依然引起学术界的广泛讨论和争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