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改革开放以来的市场经济发展和重大社会转型,促进了中国公共领域的兴起,它不仅为公共权力和国家制度提供了合法性根基,也形成了开放的民主均衡机制,促进了公民性社会资本的生成,推动了多元兼容的公共精神的确立,从而促进了民主和法治进程.尽管中国的公共领域还存在自主化和法律规制等问题,但其发展前景可观,意义重大.

简介：金融机构因经营失败退出市场,是市场竞争的必然结果,在经济发达国家较为常见,亦有妥善而有效的退出机制.随着金融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我国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严重、濒临破产倒闭的金融机构,但目前尚无一套系统的、操作性强的处理金融机构市场退出的法律制度.我国应建立和完善现代金融机构市场退出立法所应追求的价值理念,以期为其法律制度的构建提供理论基础.

简介：学界对法治文化的研究总体上延续了结构主义的进路,这一进路不需要追问和回答法治文化作为一个独立的概念有无内在张力的问题。但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其实非常必要。面对这个问题,解构法治的苏力进路以及解构文化的新法家进路都失败了,一个更能被证立的理解是将法治文化界定为政治概念。作为政治概念的法治文化,它的基本含义是指党和政府向全体国民作出了一个将法治融入我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承诺。基于此,法治文化概念必然预设了政治合法性的再认识命题、法治实现的可能性命题以及法治建设的文化生成路径命题。

简介：罗斯科·庞德利益理论的根本诉求经历了从强调社会利益、社会正义到强调个人利益、个人自由这一转向过程。揭示出这一为大多数论者所忽略的转向过程不仅能够澄清既有讨论中的“社会利益论”和“中性框架论”这两种解读进路在理论上的误读之处和理论缺陷，从而对庞德利益理论的发展保有一种动态而全面的理解，更有助于在此基础上洞见庞德的利益理论所具有的表面上的开放性和根本上的封闭性，以及其封闭性为利益理论带来的理论限度——这种理论限度恰恰是我们在探寻一种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法律哲学时应当给予特别注意的。

简介：熙宁变法在现代历史视野中长期被关注的焦点是变革与保守的冲突,而本文提出,理性法制诉求是其变革求新的方向和内容,因而是其更本质的特征。这一本质特征呼应着北宋时期出现的各种现代特征,是中国历史内部自生的现代性内驱力,是现代法治文化的重要客观内容。关注和讨论这一问题,旨在反对一个普遍成见,该成见认为现代法治文化只根源于现代西方国家,将中国历史笼统称为人治的、反现代的历史,因此法治建设只能简单复制西方现代经验和模式。本文的核心观点是法治文化研究应重视中国经验。

简介：我国的司法改革在精英话语的主导下，忽视了人民群众对司法的最基本诉求。人民法院一审民事案件数量呈现递减趋势及与之相对应的信访数量大幅攀升从侧面反映了这个问题。由于没有考虑到中国国民的现实承受力和司法的基本条件，导致审判方式改革后的司法程序在一定程度上不能为民所用。司法改革的理论和实践必须加强实证研究，充分考虑国情，在中央的整体规划下合法进行，并且应该在判断改革目标、评价改革成果的时候充分考虑到人民的意志。

简介：本文针对自由与法治之间的矛盾关系,取司法独立审判权和表达自由作为考察视角.表达自由与司法独立审判权作为宪法价值体系中二个独具特色的价值层面,总体上具有一致性.然而,表达自由与司法独立审判权因其在宪法价值体系中的价值取向不同,二者仍存在一定程度的矛盾,反映出自由与法治存在的深层次紧张关系.如何协调二者之间的关系,保证其有着合理的张力,有利于二者价值的实现,遂提供一套制度性保障机制是必要的.本文拟从制度层面对其进行正当性与合法性设计,设定其基本制度、处理原则和组织形式.

简介：1921年6月4日,叛军队伍对长江港口城市宜昌进行烧杀抢掠,几乎让这座城市变为废墟。此时暴动在湖北已成为高频率事件,军队袭击了外国人的商业和住所,而在合约的保护下,他们自然地躲过了中国内乱的毁坏。宜昌事件引起人们的注意。外国外交联合会马上对中央和地方政府提出抗议,要求对外国的损失提出赔偿。外国外交人员进一步提出在宜昌建立一个国际协定,将来可为外国利益提供保障。这次事件在以往的学术文献中有所提及,但它的意义被分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观点。因此,北洋军阀统治下,有关湖北的一个调查认为此次暴行“给帝国主义一个敲诈的借口”。〔1〕这个解释看到了此事件作为帝国主义侵略的另一个例子,并通过外交团体利用这个政策来满足他们的需求将宜昌实现国际化。与此相反,费正清引用此事件作为“不平等条约大体上是羞辱,事实上常是物质援助”的一个例子。

简介：作为一种基本权利,表达自由在个人进入政治共同体后,其权利范围总是受特定政权所倚重的合法性理论影响。合法性理论背后的文化基础,在不同文明类型中,通常是被不同宗教所限定,宗教与文明的类型甚至直接影响了对表达自由权利本身的容忍尺度。在这其中,宽容的文化因子,发挥着重要作用。

简介：有社会便有纠纷,于是人民群众迫切需要防止和解决纠纷场所、机构、程序以及有关的规则。社会转型时期,出现了一些激进的、非制度的甚至带有暴力倾向的利益诉求方式,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国民主的发展和政治的稳定。需认真分析利益诉求的现状、诉求渠道存在的主要问题,构建新型利益表达机制。

简介：和谐社会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的社会。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对人民法院的基本要求是，坚持“公正司法、一心为民”的指导方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法院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在我国，从古至今，对执法的“刚性”向来是用“山”这一隐喻加以表达的。于是，就有了形容司法公正无颇以及法官刚正不阿的“执法如山”等话语。这种观念深深地嵌入我国的法律文化之中。尽管法制的时空发生了变化，但与“执法如山”观念一脉相承的严格依照制定法调整社会生活的治理方式并未有根本性的变化。

简介：分散的利益诉求在行政立法中往往较难得到保障，故有必要借助于组织化利益表达方式，但该方式在我国存在着诸多困境：利益的组织化有着一定的制度性障碍；不同利益群体间利益表达能力失衡，部分强势利益集团能够“俘获”行政立法主体。而一些弱势利益群体则因组织化程度低及缺乏利益代表等原因而在行政立法中集体失语；作为一个重要的组织化利益体的行政机关本身存在通过行政立法将部门利益合法化的危险等。因而，有必要降低利益主体的行政依附性，赋予其必要的结社自由；提高弱势利益群体的组织化程度，完善利益均衡表达机制；完善公众参与的立法程序，防止行政立法权的滥用等。

简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这契合了利益主体和利益诉求多元化的现实趋势，当前处理好群体利益关系问题是摆在我国政治生活领域的中心问题。因此，要明确利益表达权利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功能定位，培育成熟的利益表达主体，疏通利益表达的渠道，行使法治化的利益表达方式。

简介：从在江西建立革命根据地开始到抗日战争胜利结束,这段时期婚姻自由的法律表达展现的是红色农村地区对共产党人法制实践的接受和反应。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时期不仅进行暴力革命,建立割据政权,同时还开展一系列社会革命,其中就包括对婚姻制度的改造。革命时期对婚姻制度的变革既是对封建制度的消解,也是现实革命动员的需要。文章通过对结婚自由和离婚自由法律表达的分析,阐释革命与法律的互动和冲突及其现实选择。

简介：本文通过分析我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的价值理由和相应的法律规范，评估《民法总则》第九章的立法技术。我国诉讼时效制度具有督促权利人行使权利、保护债务人免于举证困难、避免无益的诉讼和节约司法成本的价值基础。首先，诉讼时效的期间和起算，兼顾权利人的保护与债务人的举证困难。其次，基于不同基础关系而发生的请求权，值得保护的程度不尽相同，在诉讼时效方面应体现其差异。再次，诉讼时效障碍事由及其后果，反映法律对于权利人与义务人之间在时效利益方面的分配状况。我国现行法对于诉讼时效障碍事由的认定宽松。最后，诉讼时效届满后的法律效果采“抗辩权发生说”，体现权利人与义务人之间的利益动态平衡。

简介：网络表达自由在本质上属于宪法言论自由的保障范畴,依托于其权利性质的主客观双重属性,国家必须同时对其负有尊重和保护的宪法义务。在现实中,上述国家义务的履行必须在消极尊重和积极保护之间获得均衡。着眼于网络表达自由的自身界限,国家可以基于国家安全、公共秩序以及人格尊严等正当事由对其加以干预,但此种干预必须合乎形式及实质上的合宪性。就现阶段而言,制约我国网络表达自由良性发展最大的瓶颈在于国家立法以及执法干预的任意性。新近颁布的＂法释〔2013〕21号＂司法解释,虽然具有形式上的合宪性,但在实质合宪性方面,这主要体现为其第2条第1及第3款,诚有进一步检讨之必要。

简介：思想与表达的合并原则又称思想表达识别的例外原则。它只存在于特定的表达形式中,即表达与思想难以区分,甚至必须被认为混合在思想中。合并原则关注的是作品的表达性成分和作品表达体现的思想是否难以区分,或者表达性成分很有限以致他人的相同或相似的表达不构成侵权。合并原则在著作权司法实践中具有适用价值。

简介：经济的改革、社会的转型、利益的分化、“发展综合症”和制度的缺失使得分配不公，收入差距扩大，社会断裂，损害基本权利和国家权力的正当性。宪法是现代社会最根本的危机防范机制，是社会的安全阀门。在改革共识破裂的情势下，应该以宪法作为社会的根本共识，通过完善表达、博弈、协商等宪政机制为各阶级、阶层在自治、妥协与合作中共享经济发展成果奠定制度基础，实现动态的社会和谐。

简介：学界和司法界对民事诉讼法关于发回重审标准的争论由来已久,主要集中在因原审裁判瑕疵是＂发＂还是＂改＂与法律适用过于弹性化的叠加导致的自由裁量权滥用现象上,由此形成了独我是好各自表达的审级诉讼冲突。期间,因人为关系投送了法律无法承载的利益期待使话题越发显得胶着和沉重,以至于剪不断理还乱。究其原因,既有立法技术问题,也有体制、机制不畅因素,还有公权私化、借案谋私倾向以及群体裁判下的错案问责缺失等,不能不说情形混迹十分复杂甚至难以名状。对此,笔者仅从主体行为归责出发以缩限法的任意性标准为目的,力图达到技术与思想双重治理的品质效果。

简介：与普通的民事侵害健康权不同,在大规模环境污染事件中,非健康状态呈多样化表现:不仅有普通的疾病型、个体型健康损害,更突出地表现为健康隐患以及群体型健康损害。这种复杂的非健康状态背后的利益归属难以仅由体现消极属性的民法健康权所涵盖,更需要宪法层面对健康权进行积极确认与维护,同时在实证法上不断吸纳跟随社会发展的人权范畴中的健康内容。基于健康权利的多元化属性以及侵害后果的严重性乃至不可逆性,对其保护不能仅限于事后的救济,更需要寻求环境健康风险的积极预防与控制。民法典应与环境法建立有效的衔接机制,以克服大规模环境污染下健康保护的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