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重大行政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简称“稳评”)的效力在目前呈现为“仅供参考”和“一票否决”两种模式。“仅供参考”必然导致“稳评”程序的异化和萎缩。“一票否决”则极大刺激了地方政府的操纵行为,非但不能促使其落实社会风险防控责任,反而有助于其推卸责任,并给评估的推行者、负责者和实施者带来巨大风险。因此,必须对“稳评”的效力进行弹性、折中的设计。“稳评”的结果应当成为行政决策的重要依据之一,但并非与决策结果一一对应;决策机关未必需要按照“稳评”结果做出决策,但应当就“稳评”结果和行政决策之间的关系进行充分说理;“稳评”结果的效力还应当与其揭示的风险点,以及由这些风险点所引发的社会安全事件的问责紧密联系起来。

简介：1月25日,2019年全国食品安全标准与风险监测评估工作会议在京召开。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李斌同志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2018年食品安全标准与风险监测评估工作取得明显成效,公布国家标准1260项,有力维护百姓健康和饮食安全。

简介：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失能老人增加,机构养老形式的作用凸显。作为机构养老服务提供的重要载体,民办非营利养老机构运营中面临诸多风险,影响到老年人的福利。从养老服务的准公共物品属性看,养老机构运营风险需要利益相关者进行分担。调研发现,机构运营风险并没有得到有效的分担,原因在于养老服务的重要利益相关主体缺位,风险分担意识不强,风险分担机制尚未建立。为化解养老机构的运营风险,为老人提供更好的服务,需要强化政府、行业协会、机构的风险分担意识,推动风险分担主体确位,建立明确的风险分担机制。

简介："风险社会"中的"风险"概念,具有实在性和建构性。我国刑法理论界所主张的风险刑法,关注实在性的风险,据此论证应当承认过失危险犯,进而认为污染环境罪是过失危险犯,并不妥当。不能从社会学的"风险社会"推导出刑法学的"风险刑法"。从"风险刑法"概念推出"过失危险犯",也存在理论上的障碍。传统刑法并不否认抽象危险犯,但这与风险刑法无关。抽象危险犯作为"行为本身的危险",尽管在司法中不需要判断者积极判断,但并非不要任何判断。污染环境罪是故意的危险犯,不是过失犯罪。

简介：依规治党和依法治国的关系是法治建设的核心问题。要促进二者的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互保障,不断创新路径、明确路径选择具有重要意义。为此,注重价值理念协同、立规立法协同、组织实施协同、监督监察协同是我们面临的主要任务。在此基础上,还要加强依规治党和依法治国重点环节、重点问题的协同,通过建立相应的冲突协调机制来化解矛盾,形成合力;加强成效协同,要以依规治党和依法治国的成效促进法治国家、法治社会的一体化建设,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

简介：近日,江苏省民政厅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处与南京市建邺区民政局合作,推出“三社联动”评估指标体系,并率先在建邺区莫愁湖街道试点。

简介：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首次沿着专利的基本法律状态、基本权属问题、权利范围及可专利性四个层次进行分析,原专利权人有意、无意地没有向专利局进行专利法律状态变更申请,能为专利评估及专利交易双方在交易前对专利权属问题的基本判断（主要是否定性的）提供思路

简介：金融科技的勃兴,伴随一系列的金融科技风险,应对其加强规制。行政许可是政府规制中常用的规制工具,行政许可功能优势、劣势并存,但相较于其他规制工具,有其应用优先性。金融科技风险对行政许可规制的应用造成了诸多现实挑战,主要体现在规制目标、规制理念不清晰、规制者知识基础匮乏、行政许可规制机制应用不足等方面。对于金融科技风险的规制,应明确金融安全、保护金融消费者的规制目标,明确防范风险、鼓励创新的规制理念;应强调规制者在风险识别和风险应对方面的规制知识学习和规制技术应用;应注重在市场准入、行为监管及许可执行、信息收集方面建构良好、有效的行政许可规制机制。

简介：也是银行发生协助法律风险的一个原因,预防和减少银行协助的法律风险,四、关于预防和减少银行协助法律风险的思考针对银行协助中存在的上述问题

简介：政府通过实施相关公共政策,以实现政策绩效,并经由公共政策的绩效充分体现出来。公共政策绩效评估有利于健全政策制度、提升政策水平,切实提升公共政策的绩效。如今国内现行政府公共政策评估中存在着诸多问题,要分析与剖析政策评估的障碍与困难,以稳步提升政府的公共政策的绩效评估,循序渐进地获得可观的绩效评估结果。

简介：2019年1月21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提高防控能力,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强保障。

简介：外高加索三国是古老“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国家,它们将中国、中亚与欧洲联结起来,且地缘政治意义非常重大,1991年以后一直是大国争夺的对象。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内,中国与外高加索的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三国建立起了紧密合作关系。三国积极支持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将其视为重要机遇,政界、学界乃至媒体都予以热烈回应和积极配合。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中国与相关国家的许多合作项目顺利推进,中国对高加索地区的影响进一步加强。中国与外高加索国家的合作前景中,中国也将面临外高加索国家自身存在的不同层次、不同性质的消极问题乃至安全风险。主要体现在:外高加索三国内部的社会政治问题、外高加索三国之间的复杂关系、相关国家输入性恐怖主义、外高加索地区可能面临的地缘政治变局。大国在某地区的竞争也会波及其他地区,甚至在全球引发共振。2018年以来,外高加索地区乃至周边国家以及遥远的其他地区都发生或酝酿着深刻变局,这些趋势和动态都不同程度地相互交织,互相影响。中国在外高加索地区拥有巨大的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和地缘文化利益,因而必须正视这些安全风险,并审慎规避。

简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新的历史方位决定了中国有必要进一步提升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广度和深度。2018年卡托维兹气候大会之后,《巴黎协定》进入细则实施阶段,而近年来全球气候政治的新变化,也给新时代中国气候外交带来了全新的挑战:既要直面英欧变局、美国'退群'与中美关系负效应、自主行动与履约等现实难题,又要应对低碳发展、国家间气候政治和群体间气候政治博弈等带来的不确定性风险。新时代中国气候外交,需要在战略上应对全球气候治理'3.0时代'的挑战,并与国际社会一道,共同应对气候变化,为全球气候治理提供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

简介：公共服务购买因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以及政府职能转型而再度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其中潜藏的风险事关购买成败而成为政策创制的关键环节和学术研究的焦点课题。国外学者主要着眼于公共服务购买本身存在的瑕疵和不足,以及由此导致的理论状态与实际效果之间的偏差,探讨风险作用下公共服务购买这一制度的有效性。国内学者则较为明确地提出了公共服务购买风险的概念,并围绕风险识别及其防控进行了大量的理论探讨。虽然当前的研究构建了一些较有解释力的理论,但研究方法有待更新,研究深度和广度亦有待深入和拓展,需要作出有关服务购买实际运作过程的大量的、细致的素材描述和追踪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提炼和发展出有力的分析概念和解释框架。

简介：我国支持经济增长的要素供给条件并未发生拐点性变化,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并未明显下降。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自2018年开始,我们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持打好三大攻坚战,全面推进经济发展迈向高质量。

简介：涉警舆情在媒体社会呈现正增长的态势,并逐渐成为一种风险要素,公安机关要不断提高涉警舆情的引导能力,塑造契合时代的警察形象,改善执法环境,和谐警民关系,从而更好的实现服务构筑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愿景。本文剖析了涉警舆情引导的现实性,通过对风险社会概念的解读,探讨了涉警舆情对风险社会的权重,提出塑造警察形象、改善警民沟通方式、重建专家系统,提高权威公信力等路径来创新公安机关舆论引导模式。

简介：就其来历而言,“国家所有”存在着三种类型。对中国而言,“国家所有”的依据可概括为:国家所有即为全民所有,人民民主,公民拥有宪法规定的权利。基于此,重新理解国家所有,明确在规范与事实、公平与效率之间存在着的绩效风险,发现并规避这些风险,对于公法和私法同样意义重大。

简介：国内学界对政策评估的研究始于1998年,学者们高度重视政策评估的作用和功能,认为政策评估对政府自身建设,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和终结,以及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现代化都起到了推动作用。二十年来的研究领域集中在政策评估的价值取向、评估主体、评估标准、评估方法与政策评估理论等方面。主要有两条研究路径:一是对比—借鉴路径,二是实践—反思路径;研究方法则以规范分析为主。从整体上来看,中国政策评估形成了理念—制度—方法三个层面的研究,中国政策评估的研究应以理念革新为核心,以制度建设为保障,以方法学习为基础,共同促进政策评估实践的发展。

简介：“大指挥”格局下,构建科学的立体化信息化社会治安防控评估体系要以科学的评估指标体系为依据,从我国当前和今后可预期的国情、社会警情所呈现的治安实际出发,在科学地认识评估角度价值和意义的基础上,选择“可靠”又“有效”的评估指标,设定立体化信息化社会治安评估指标的范围,采用科学的方法来构建体系。

简介：基于全国性微观数据,本文对公众环境风险感知如何影响其环境友好行为进行分析。研究表明:首先,一般性环境风险感知、污染性环境风险感知、技术性环境风险感知均对公众的环境友好行为产生显著促进作用。其次,环境关心、环境知识的提升也能够促进环境友好行为。此外,个体特征中受教育年限、婚姻状况、个人收入、地区、城乡对公众的环境友好行为产生显著影响。因此,应当在个体层面培育环境素养、社会媒体层面加强宣传教育、政府层面进行有效动员,进而强化公众环境风险意识,提升公众环境友好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