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尽管新《行政诉讼法》一定程度上扩大了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但是,本次修改明显带有＂权宜之计＂的嫌疑,缺乏深层次的理论基础,也必然带来司法实践中如何明确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困惑。因此,以主观公权利与客观法秩序为两条基本路径探讨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基本逻辑,具有理论与现实基础。在主观公权利救济模式下,一个行政行为是否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主要取决于一个最基本的逻辑,司法审查与被诉的行政行为之间的实质上的关联程度。在客观法秩序模式下,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基本逻辑,就是假定一切行政行为可以接受司法审查为原则,其最大化的结果就是被诉的行政行为与起诉人是否有利害关系无关,对行政行为是否遵守所有与行政行为相关的法律规范进行完全的司法审查。我国《行政诉讼法》应当立法明确双层结构的受案范围标准,假定行政行为可以审查标准,立法排除司法审查的例外范围。

简介：鉴于行政法的传统理论基础控制论和管理论从本质上存在着失衡,法学界人士在行政法传统理论基础上不断进行探索,寻求全新的行政法理论基础。在20世纪90年代,罗豪才教授提出了一种全新的理论平衡论,对整个法学界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文章从平衡论角度出发,浅析行政法律关系与监督行政法律关系之间的本质联系,并就对两者之间潜在的隐形矛盾进行探讨,提出自己的建议。

简介：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关系是行政诉讼制度中非常重要的问题之一，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行政诉讼制度的运行状况。我国由于历史及制度等方面的原因，导致行政诉讼中司法权与行政权界限不清，关系混乱。当然，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厘清二者的关系，明确二者在行政诉讼中的界限是法制进步的必然。

简介：行政责任是行政人员承担国家公职中对公共性和公共价值的践行承诺。不同政府治理模式以及映射的公共行政实践场域建构行政人员的行政人格，统治行政、管理行政和服务行政分别塑造着依附型行政人格、工具型行政人格和独立型行政人格。同时，因应特定行政文化、伦理观念和行政行为之固化又促使行政人格在惯性伸张的内在逻辑里型塑着政府行政，行政责任就在这一双向路径演化和生成机理中不断得以实现。在库伯理论基础上提出后工业化社会下行政责任实现的伦理构想，即独立人格、组织制度、行政文化和社会监督以多元耦合的动态机制触发负责任行政行为的秩序生成。

简介：我和老伴有一子二女，两个女儿已经出嫁，我们出资给儿子买了两套房产，都登记于他的名下，首付和贷款都是我们二老负担的，但近期我们才发现儿子不是我们亲生的，可能在出生医院抱错了，我们想要回一套房产以后作为遗产留给两个女儿，请问我们能将房产要回来吗？

简介：伴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我国政府之间通过行政协议的方式来治理跨区域事务开始成为主流。行政协议履行过程中产生的纠纷无法纳入现行的行政诉讼范围,但仅凭现有的争议解决模式又难以得到有效的控制,建立区域行政协议的诉讼机制势在必行。结合我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确认诉讼的必要性,通过借鉴美国州际协定纠纷的司法解决机制以及国内行政公益诉讼的实践,在必要的前提下赋予行政机关必要的诉讼地位,授予相关法院管辖权是建立行政协议诉讼机制的关键。

简介：目前,我国正处于新常态的转型期,由于经济、政治、法律等各项机制体制还不够完善,一系列的行政伦理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而这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对行政伦理建设的重要性和作用认识不够所引发的。为了建立起中国特色的行政伦理规范体系,本文在全面分析我国行政伦理建设中的现实问题及其产生原因的基础上,对适合我国国情的行政伦理建设途径进行了思考。

简介：行政协商是一种新的行政活动模式，强调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方在实质平等的基础上，通过理性的交流与沟通而实现行政目的。与其他行政活动相比，具有前置性、平等性和个案针对性的特点。除了理论意义外，行政协商的现实意义在于使行政决策更加符合民众的需求、避免行政执法陷入困境、有利于改善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关系。

简介：警察行政协助是行政协助的一种,是一种具体化的行政协助行为,不过其也有自身特有的性质,那就是行为的强制性,这也是由警察行政权的特殊性决定的。我国警察的行政协助行为产生的原因多种多样,其依据的法律和期望达到的目标也不相同,这给警察进行协助带来很多问题。此外,关于警察行政协助行为的法律性质、主体关系、是否具有可诉性也存在争议。对此,通过确立警察行政协助的统一立法、限制警察行政协助的适用范围、规范警察行政协助的程序事项、完善警察行政协助的责任和救济等途径来解决警察协助行为的合法性和合理性问题,最大程度发挥警察协助行为的作用。

简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首次提出了“法治中国”的战略目标和顶层设计,作为新时期中国法治建设的核心任务和时代使命,这无疑是一个庞大复杂、关乎民族和平崛起的重大系统工程。随着全面深化改革步伐的不断加快。

简介：比例原则作为行政法的新兴原则,在世界各国都有越来越多的适用和影响,我国行政诉讼中适用比例原则的情况也在增加.文章对行政处罚、劳动教养、网约车等领域中明确适用比例原则或者使用比例原则的内容做出的判决进行了分析,认为在我国比例原则的适用存在司法环境、制度设计和法院主观意愿三方面的影响因素,在未来应当会有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简介：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不仅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问题之一,也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问题之一。就制度沿革而言,自20世纪50年代至今,根据行刑衔接法规或规范性文件发布的时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萌芽与探索阶段（20世纪50年代-2001）、建立与发展阶段（2001-2011）、反思与完善阶段（2011年-至今）。自上世纪50年代,在相关的法律中就出现了行刑衔接制度的雏形。在随后的一个甲子内,无论是在规范形态、适用原则、还是衔接机制等方面都经历了一系列发展变化,也存在一些问题。为此,应从更广阔的视角,从制度发展与理论研究两个层面上,遵循历史的脉络,分析探讨不同阶段中行刑衔接制度的原则、规范、机制以及不足,以利于进一步完善我国的行刑衔接制度。

简介：立案登记制实施以来，对于行政诉讼立案是实施形式审查，还是依照行政诉讼法的规定进行实质审查，如何把握实质审查的程度，一直是困扰立案部门的一道难题。本文试从所在法院在立案受理一起行政诉讼案件中出现的争议，遇到的困惑出发，分析指出纯形式审查的登记立案方式在实践中导致的困境，包括导致行政诉讼案件激增浪费司法资源，立案部门难以审查的程序，有可能将原告在其他部门“遭受的不公”的怨恨转嫁于法院，给法院带来负面影响，进而得出有限实质审查的结论，即应按照行政诉讼法的第49条的规定进行一定程度的审查。最后就如何进行有限实质审查包括审查程度和排除审查事项提出几点粗陋的看法，以期对行政立案工作规范化有所裨益。

简介：当代中国政府与市场关系中有若干重大问题亟待解决。通过将一般民商事特许制度进行公法的调整,使行政主体亦能进行民商事特许：作为受许人的国企或私企可使用＂国企标准监管企业＂的名号、并具有与一般国企平等的市场地位。当受许人为国企时,在实施优先股制度的同时通过实施民商事特许对国企进行有限控制;当受许人为私企时,通过在特许合同中加入国企监管标准等内容通过合同对私企进行有限控制。作为特许人的行政主体通过特许权使用费的收取、优先股分红、某些经济政策目标的达成等获得收益。本制度贯通了行政营利行为与行政私法行为,在推进国企改革及应对TPP国企条款的挑战、合理拓展财政收入、达成政府某些经济政策目标等方面有重要应用价值。

简介：行政诉讼立案登记制度在我国行政诉讼中的建立，对于解决行政诉讼中“立案难”的现象有着重要的意义。自2015年行政诉讼实行立案登记制以来，出现了很多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本文从立案登记制的内涵出发，结合当前立案登记制实施现状，对该制度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的不足，提出自己的几点看法。

简介：大陆行政公益诉讼制度起步较晚，而台湾地区自1998年“行政诉讼法”修改以来就已经从立法层面对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加以明确规定，经过发展，其制度构建已经基本成型。通过对两岸行政公益诉讼制度进行比较分析，从制度设计、诉讼主体资格、诉讼范围、诉前程序设置等多个方面汲取台湾地区的有益经验，有助于进一步完善大陆行政公益诉讼制度。

简介：根据地的特殊司法体制与控制死刑适用理念的偶然结合造就了死刑复核程序,也是死刑复核程序行政化特征的重要历史原因.审级制度建设的弱后,使得通过审判程序确保死刑准确适用的功能大打折扣,死刑复核程序作为审级制度的补充而被引入进来.源自人民司法制度中的实体正义观,否定了死刑复核程序的程序价值,确立死刑复核程序作为死刑监督程序的定位.这一定位随着辩护制度的发展以及程序正义理念的引入而被打破,死刑复核程序诉讼化改造迅速开展起来.

简介：2014年的新行政诉讼法增加了几类新判决类型，但在此之前已经有司法解释将这几种判决类型写入，为新行政诉讼法的制定奠定了基础。行政诉讼法典与司法解释规定不同的判决类型，这种二元的判决类型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西方国家有名之诉与无名之诉的划分，以司法能动主义来保障公民诉权，这种做法在古罗马的裁判官法中也有所体现。新行政诉讼法虽然完善了判决类型体系，但仍不能排斥司法解释在今后发挥的作用。

简介：【目标确定依据】1.课程标准要求：明确我国政府的性质,明确我国政府五个方面的职能,了解政府的作用,知道我国正在建设服务型政府。2.教材分析：这一课是《思想政治（必修2）》第二单元第三课的第一个框题,与第一单元的国家性质密切相关,并且是有关政府知识体系的开端,有承上启下的作用。我国的国家性质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其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在我国,国家权力属于人民。

简介：关于重大行政决策应当包括的主要程序,近年来党和政府有日益明确和严格的要求和规定.如党的十八大要求,“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健全决策机制和程序,发挥思想库作用,建立决策何责和纠错制度。凡是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决策都要充分听取群众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