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定量要素是指刑法规定中反映危害行为对法益造成损害的量的要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作为经济犯罪的典型罪名，其社会危害性必须达到一定量的程度才具有可罚的违法性。本罪的定量要素包括犯罪数额、犯罪数量、犯罪行为特征等。行为构成犯罪需同时满足法律规定的数额条件和对象数量条件；集资行为给存款人造成的损失数额不是犯罪构成要件要素，但可作为量刑因素予以考虑；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的利诱性、社会性必须进行程度的判断，在此基础上才能进一步认定行为构成要件的符合性。

简介：一、安倍晋三访华标志中日关系走出谷底10月25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这是日本首相时隔7年后正式访华。《日本经济新闻》发表题为《日中和平友好条约40周年日中从竞争走向合作》的文章指出,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与中国领导人9月在海参崴举行会谈,双方就为安倍首相访问中国的准备工作达成一致。安倍首相希望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生效40周年纪念日前后访问中国,给国内外留下中日关系改善的印象。

简介：形式解释谨守入罪，而实质解释在出罪上发挥功效，是解释盗窃罪中“扒窃”时应坚持的立场，这构成了对“扒窃”的限缩解释，而这一解释既要受总则条款的制约，也要受分则中盗窃罪本条及相关条款的制约。“公共场所”是“扒窃”成立盗窃罪的重要参考因素之一，但并非“扒窃”成立盗窃罪的必要要素和实质标准。被害人“随身携带的财物”才是“扒窃”成立盗窃罪的必要要素；在四要件犯罪论体系下“扒窃”入罪的实质标准仅是社会危害性标准，而对该标准的准确把握则要借助“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等的具体指引。

简介：民初,大清现行律的民事有效部分,禁止买空卖空;而证券交易所法、物品交易所条例均允许有预警和调控风险机制下的买空卖空,作为交易所内定期买卖的方法。大理院通过解释、判例及其要旨,确立＂契约目的不以交付现货的买空卖空无效＂规则,并严格界定和适用该规则,实际上驰禁了买空卖空,鼓励交易,放开了中国金融市场。

简介：股权是与物权并列的新型权利,二者在性质、公示及变动模式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公司法解释三》第27条肯定＂一股二卖＂适用善意取得,但仅规定参照适用《物权法》第106条,造成该条的适用过于宽泛,股权的诸多特质往往被忽略。事实上,严格依循股权特质与善意取得法理,＂一股二卖＂中构成善意取得的情形极为狭窄：一方面,股权变动应采行债权形式主义模式,这一模式下善意取得的空间受到严重挤压;与此同时,在股权独特的双重公示制度下,任一公示形式都无法独立承担起准确表征股权的角色,难以满足善意取得的权利外观要求。另一方面,从构成要件上而言,股权应采动产善意之认定标准,要求受让人不知登记错误且非因重大过失而不知,并且须适用＂诱因原则＂,充分考虑真实权利人的可归责性。结合前述公示形式、股权变动模式及公司法上的严格转让程序可知,后受让人要越过层层障碍来构成善意取得,着实困难。在现行法体系下,＂一股二卖＂乃至整个股权善意取得的范围应当受到严格限制。

简介：犯罪在网络空间的代际演变过程中引发共犯参与归责模式的进退维谷,司法解释与《刑法修正案（九）》相继采取网络共犯正犯化的立法模式予以应对,理论界亦视其为破解网络共犯困局的＂万能钥匙＂。但是,此种延展法益保护触角的预防性立法存在诸多值得商榷之处,不能片面推而广之。立足本土共犯立法例,整合解释学智识资源以求化解网络异化难题。建构以＂技术控制＂原理解读网络不法归责目的对实现网络服务商刑事责任的教义限缩意义重大,应建立将归责重心从立法转向刑事政策导向的目的理性的教义学体系。

简介：<正>一、信赖原则的基本涵义信赖原则(Vertrauensgrundsatz)自1935年以来通过德国的判例所形成与发展,具体内容是,参与交通的人根据交通规则而行动时,只要没有特别情况,就可以信赖其他参与交通的人也会遵守规则而行动,如果由其他参与交通的人实施的无视规则的行动致事故发生,遵守了规则的行为人就不能被迫究对事故的责任。现在,信赖原则的适用范围,不限于交通事故,在企业活动与医疗活动及其他活动

简介：环境权在环境法领域的相关研究中曾备受关注,但并未形成具有合理内涵与说服力的理论体系。民法领域将环境权作为一个后起的概念,重点在于以人格权为切入体现民法对环境问题的兼容,其形式意义大于实际意义。权利边界的相对性与不确定性是制约环境权理论发展的主要瓶颈因素,为解决该问题,应将容忍义务作为与环境权对应的义务范畴,并对传统民法理论中的容忍义务进行形式上的扩张与实质上的限缩。对容忍义务形式上的扩张,主要表现为容忍义务的主体扩展与价值转型,使其在适用范围上与环境权相匹配。对容忍义务实质上的限缩,主要是指将确定容忍义务限度的依据由发生物质性损害收缩至对精神层面环境审美诉求形成明确影响,并以此作为环境权权利边界的基本参照。

简介：近年来持有型犯罪立法呈现迅速扩张的趋势，而持有型犯罪与刑法人权保障机能存在天然紧张关系，在司法上应限制持有型犯罪的适用。除非法持有枪支罪外，不应认为持有型犯罪的正当性根据（处罚根据）在于持有行为本身的抽象性危险，而应认为持有型犯罪属于一种立法推定性规范。处罚吸毒者持有、运输毒品的行为，系变相处罚吸毒行为，有违罪刑法定原则。不应简单地将持有型犯罪看作继续犯；非法持有枪支罪以外的持有型犯罪，持有期间的法律变更不具有溯及力，追诉期限应从持有之日而非结束持有状态之日起算。主动交代存在来源不明的巨额财产，成立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自首；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决生效后查明来源的，应当撤销原判决，以所查明的来源定罪处罚。

简介：检察一体作为各国检察制度在组织上的根本指导原则,其形态,具有组织原则上的上命下从、权力运行上的整体独立、职务履行上的内部协同等特征,其权力内涵包括指令权、职务收取、移转权、异议抗命权。当前司法责任制改革的关键便在于明确其与检察官独立之间的合理界限,即赋予检察官一定范围内的事务决定权并承担责任。我国目前存在着检察指令缺乏规制、司法亲历难以满足、三级审批效率不足等问题。所以,应在确立检察一体总体原则的前提下,从权力主体、权限范围、责任划分等方面赋予检察官一定的办案权限,同时,从原则、范围、方式、程序等方面对检察指令权予以规制。

简介：根据我国刑法,“违反国家有关规定”是判断行为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前提。为了明确“违反国家有关规定”的含义,侵犯个人信息刑事案件法律适用司法解释第2条将部门规章与法律、行政法规一并纳入其中,该司法解释的这一扩张性规定虽然契合了惩治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现实需要,却背离了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为此,应当对该司法解释第2条的内容作限缩解释,即“违反国家有关规定”仅限于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关于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定,部门规章只有在对法律、行政法规中的规定予以明确、细化的情况下,才能与法律、行政法规一起作为判断行为是否“违反国家有关规定”的标准。

简介：河北省邯郸市以压缩公文数量和公文字数提高文件的实际效能．对公文篇幅提出硬性规定：市委、市政府制发的文件不能超过4000字．两办制发的文件不能超过3000字。

简介：限改未改板打谁·田夫·（上接第３２页）第一款规定的行为，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３．犯第一、二款罪，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一年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３．该罪的主体包括一般主体与特殊主体。一般主体是指１６岁以上的任何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根据我国《刑法》第十...

简介：是指实行犯实施了超出共同犯罪故意的行为[6].（2）共同犯罪中的实行过限,而实行行为乃是共同犯罪中实行犯实施的共同故意范围内的行为,是实行犯实施的属于共同故意范围内的符合犯罪基本构成要件的行为

简介：限制考试资格作为行政行为的一种,既维护考试的公平与公正,又关涉考生权益的有效保护。目前,各类限考规定在形式、内容、程序及救济方面存在诸多漏洞与不足,亟待完善。以"考试法"的制定为契机,应当明确规定限考性质,合理设定处罚标准,科学区分作弊行为,严格进行规制,确立正当程序,完善权利保障。

简介：扩张解释和限缩解释是常用的重要法律解释方法，但关于二者的本质与概念界定、思维机制与边界界分，尤其扩张解释与类推的区分，都是当前法律思维与方法研究领域的持久难题。本文以语义学的“概念分析”切入．通过重构概念的“内涵-外延”逻辑关系，以“类型推理”为法律方法展开的思维机制，全新界定了扩张解释和限缩解释的概念与意义择取界限、操作机制和基本准则，从而将两种法律方法予以彻底确定化、定型化和实用化；在此基础上，阐明了将扩张解释与类推（适用）准确界分的根本解决之道，并予以实例证明。这种致力于法律方法明晰化、确定化和操作化的努力，对于推进法律思维与法律方法的学理研究，尤其对于司法实践的提升和司法公正的推进意义显著。

简介：美国的次贷危机演变成全球金融危机，华尔街的金融高管们却从这滩浑水中摸到了鱼，因为不管市场是赚是赔，他们每年拿到的工资和分红都能高达数千万美元。

简介：日常饮食要限盐，这一观念已逐渐被人们接受，并将之视为预防高血压和心血管疾病的重要措施。不过，日前英国公布的一项调查发现，食盐对高血压有“阴阳效应”——其中的钠离子可增加患高血压风险，而氯离子却有利于降低高血压患者的死亡风险。

简介：普通高中"三限"政策的出台与世纪末的择校乱象联系在一起,政府在教育市场化改革中秉持的利己和融资心态使得本来不合理的收费合法化。但合法化并不代表就拥有了合法性。通过对"三限"政策合法性审查和执行效果评估发现,其本身存在的合法性令人质疑,其在效益标准、效率标准、公平标准和政策回应度等方面均不能达到良好的政策目的。因此,在当今注重公平、倡导和谐的社会大背景下,普通高中"三限"政策理应退出历史的舞台,被新的更为科学、合理、公平的政策所取代。

简介：随着社会的发展,警察处置突发性事件增多并对公民造成损害的风险逐步提高,在法益衡量前提下损害公民的部分利益,在适当范围内是可接受的,具有一定的正当性。这种类型的损害行为既不是传统的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更不是法令行为,而是德日刑法学界探讨的"被允许的危险"。但是由于突发性事件执法活动容易侵害公民的权益,"被允许的危险"理论并不适合扩大适用,而应该在罪刑法定框架内进行适当限缩,合理使用这一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