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本业治生”是指士人通过自身的知识与智能同社会进行交换，并获得物质生活资料的生存途径。中国传统社会“重官不重文”的社会分配格局、传统“安贫乐道”理念以及明代社会变迁的种种消极影响，使明代士人的本业治生基本陷入窘困的生存境遇之中，并形成了其“软弱”与“依附”的经济人格特征。不过，晚明商品经济的发展，一定程度上也为文化商品化趋势的增强创造了条件，亦在一定程度上促动了晚明士人经济人格的萌动。

简介：士人在传统社会士、农、工、商的划分中，属于四民之首。其社会关系网络在传统社会中不仅独具特色，而且备受关注，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在人际关系方面也形成了一套成熟的理论。曾子日：“以文会友，以友辅仁。”

简介：弋射是一种比较特别的狩猎活动,其方法是用弓发射木弋、由木弋牵带很细的绳索在空中缠缚飞禽,目的是把那些体大、飞行较慢的候鸟水禽如天鹅、大雁、野鸭子等活捉。它大约产生于原始社会弓箭发明之后,文献记载最早到夏代,止于南北朝,与士人修身有关联是从西周到东晋这段时间。遗憾的是唐宋学者注疏先秦两汉文献,对弋射已经讲不清楚;清人虽然善于考证,也只是重复旧说;现代学者根据考古发现的古代弋射图像和器具,进行过一些专门的研究,而在弋射为着活捉飞禽等关键问题的解释上,仍然犯了错误。

简介：本文在汇集零散资料的基础上,对东汉一代士人的数量进行了推测。认为东汉二百年间,士人总数约为十五至十六万人。以五代计,平均每代约为三万人。

简介：甲申之变引起了江南士人内心剧烈的震动，以及拼死抵抗的行动。与之相比，北方士人，尤其是河南、河北士人相对平静地接受了“甲申”，没有多少对清朝的拒斥，甚至还有主动投身清政权的行为。造成这一差异的原因在于河南、河北士人与江南士人在甲申前后有着不同的经历。前者遭遇了明末农民战争及清军的数次入关，在战乱中所经历的生死离别、流离他乡、斯文扫地，让他们产生一种明朝气数已尽的认识；相较于此，在甲申前，江南士人尚沉浸在逸乐氛围之中，根本无法体会到北方士人的感受，直到甲申神京陷落的消息传来，江南士人才开始体验王朝灭亡的历史进程。随后清兵南下，奴变、奏销等等事件的发生，江南士人才有了与河南、河北士人相同的感受。由此，他们对清朝人关形成两种不同的认识。

简介：柳宗元主张天人之分论，注重以生民为本的世间事务，生民之意成为其政治社会论的起点。子厚认为道体现为从天子至庶人的秩序，法制礼乐是维持此经分秩序的凭藉。在四民社会架构下，所有成员履行符合其分工位置的行为，始能达成秩序的和谐运作。生民之意有待士人、君主等理物者实践其公共职能，而士人惟有入仕始能承担理物之职。世间秩序既本诸生民，士人入仕自须以生民为念，从而为士人入仕提供合理性的理据，以提升士人的积极性。子厚进而提出“明与志”之说，强调通过认识与明辨，始能认识道与现实处境，进而采取合理行动，拯济生民。

简介：东汉末年，战乱频仍，中原士人纷纷外迁，其中刘熙、许靖等人先后流寓到士燮统治下的交州。这些文化精英来到交州以后，或授学乡里，或研习学问，将中原先进的儒学文化传播开来，不仅改善了民风民俗，而且对当地的社会进步和文化发展都产生了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然而，由于士子们大多只是将交州当作临时的避难点，局势稳定后他们又都返回中土或转向扬、益二州，很少就此定居，所以这种影响又是有限的。

简介：朝鲜王朝在地方上通过监察制度和户籍制度实行礼仪政策，由於在朝鲜半岛上各地的地理环境和经济条件不同，加上地方官员管治不善和机制本身的模糊，导致未能产生成效。中宗十二年，朝鲜中央政府下令各地颁行《吕氏乡约》，目的是使各地乡人熟悉乡约条文，继而遵守乡规，学懂儒家的礼义精神。当时的朝鲜士人在全国各地流动，对於乡约的颁行和儒家文化的传播起了很大作用。

简介：受各种因素影响,东汉时期隐逸之风盛行,且隐逸类型多元化,有和光同尘的真隐,有以隐待仕、沽名钓誉的假隐,总体上＂真隐＂数量甚众,体现了当时士林尚道德、重名誉的时代特征。而且东汉的隐士并不一味消极遁世,不少人通过著书立说的方式关心政治,关注社会民生,从而产生了若干在思想史或文学史上有影响的作品。隐士的存在,为东汉增添了社会风俗之美和亮丽之色。

简介：士作为知识与智能的承载者，其治生类型大致可概括为本业治生与异业治生两种。明代士人的异业治生，主要包括耕读传家、医卜杂艺、工贾自食三种方式。由于本业治生途径的狭窄、收益低下与不稳定，中国传统社会的士人形成了“重异轻本”的治生理念。这一理念随着明代社会的变迁与商品经济的发展渐趋深化，并呈现出由重“耕”向重“贾”的演变趋势。这种演变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士人的生存能力，促动了其社会人格的相对独立。但与此同时，也加深了士人对异业治生的依赖程度，导致其经济人格的渐趋软弱与社会人格独立的相对有限，并成为影响近世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生存与发展的一个内在因素。

简介：多族士人圈是近年来蒙元史研究热点之一，地处东南的福建是元代多族群社会的重要一环，本文以福建多族士人圈中的使臣、方外和书画题跋三个问题为中心展开论述。使臣是连结国家与地方的纽带，来往于福建的代祀天妃、海岳使臣和分巡御史，与当地士人互动频繁，扮演着把福建多族士人圈与全国的多族士人圈连为一体的重要角色；方外是多族士人圈中的常客，沙罗巴、楔玉立和王翰的例子表明在宗教气氛浓厚的福建，士人与方外的交游既是双向的，也是跨族际的；书画题跋则是多族士人之间文化互动的形式之一，书画题跋活动不仅在福建多族士人圈中广泛流行，还超越了身份和等级的障碍。

简介：特奏名制度是政府优待老年应举士人的重要措施,省试、殿试中落榜的进士,年龄在五十岁以上,举数超过四次者即可获取特奏名资格。在州府发解试中屡次被淘汰的士人,多在三十年后享受特奏名。特奏名士人在考试内容及录取上享有特殊的待遇,入仕后享有俸禄并拥有免税、免役等经济特权,对老年士人的晚年生活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时有助于加强宋廷对基层社会的控制。然而,特奏名制度的存在加剧了宋代冗官、冗费现象。

简介：自汉魏以东，会稽一直是南方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东晋时期，一批北来侨人到会稽安家置业，一些僧人也到此地传播教义，这使得该地区更加醒目。但是从东晋后期到南朝，会稽在人文方面失去了往昔的繁荣。

简介：咸同时期湖湘士人的古文实践与理论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曾国藩开创的湘乡文派是建立在湖南固有的“情韵”和“义理”两个文学传统基础之上，也取决于湖南地域独特的地理和风俗。湖南士人事功视野中的天下意识、政治自觉和义贞独立之精神对湖湘古文产生了极大影响。

简介：戊戌维新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它既是政治事件又是文化运动。作为文化运动，它的中心并不在皇宫大内，而在一批士人学子之间，它兴起和活动的地域主要在北京外城的西部，也就是今天所说的宣南地区。为什么宣南会成为戊戌维新的策源地，为什么在天子脚下会有这样一块涌动着新思潮的土地，这要从宣南士人文化的空间结构来加以分析。

简介：唐朝下层士人的社会交往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他们以科举和入幕为社交中心,以上层权贵、名士及地方官为社交对象,展开觅举、游丐、游幕等社交活动,并在这些社交活动中表现出不同的心态.

简介：瑞士的狂欢节虽然无法与里约热内卢相比，但一定会让那些认为瑞士人保守的人们大跌眼镜。2012年的2月，我就在巴塞尔受到了这样的“惊吓”。

简介：兰亭雅集是中国士人交游聚会的典范之一,始自东晋王羲之邀集四十二位江南名士在会稽举行雅集;此次活动,参与者众多,有具体的活动内容、场景,有诗文、书法与酒为媒介,与图像化的绘画相结合,形成诗书画融合的景象。江南士人三月初三日的兰亭雅集,将古代袚除污秽、男女相会的习俗,转化为文人群聚,以诗酒会友的春游雅集,成为古代士人高雅的群体活动。这种中古时期以门第高士为主的活动,随着唐宋科举取士、新兴士人阶层崛起,士人集会的类型增多、资源更丰富,活动内容愈趋多元,以兰亭为名的雅集在形式与风格上,对东晋故事既有继承也有创新与变化。特别是南宋到元朝间,由于政治、社会的骤变,士人交流集会趋于多元、样态复杂。本文探讨南宋到元代士人官僚以兰亭为名的雅集内涵与组织、结构变化,并呈现易代之际士人群体集会的差异现象。

简介：六朝佛教兴盛,在义学高僧解经传经之外,还有众多士人热衷于学习和研究佛理,即所谓学理型士人,早期的译经活动、义学高僧据点讲经、士人群体性研讨佛教义理以及个体自学佛经是学理型士人形成的重要途径。他们学问渊博,与高僧交往密切,佛学只是其知识结构中一个重要组成,文人在其中占有较大比重,六朝佛教正是通过影响这一群体而影响文学创作。

简介：宋元易代之际，婺州成为重要的文化分中心，在元代特有二元政治秩序之下，精英阶层的作用得以向地方扩散。黄溍青年游学时期，广泛与婺州精英群体接触，其交游网络以婺州地区为主，并逐步展拓至江浙行省。砥砺向学、激荡风义的群体活动，使黄酒形成了不名一师、和齐斟酌的思想特色，体现出婺学的包容和会特征。在尝试适应现有政治秩序的游宦经历中，黄溍初步形成了随意任运、出处无累的观念，既表现出对政权的认可，又显示出一定的疏离样貌，反映了元代江南士人在政治活动中的特定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