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一般认为．文学理论往往基于理论原点，根据某种现实性进行逻辑推演，形成普适性的体系框架．而批评则是对具体现象或作品或思潮进行把握，区分文学与非文学、确定其意义，以便于形成经典杰作的等级体系。但在当代文艺学领域，出现了一个重要的趋向。即：批评越来越不像原本意义上的批评。而逐渐向理论的方向靠拢：与此同时，理论也越来越不像原本意义上的理论，而往往化身为具体的批评。批评与理论原先似乎分立为两个领域。但如今批评的理论化与理论的批评化相向而行。相反相成．逐渐地形成了当代的所谓“批评理论”。本文简要分析这种批评理论出现的现实原因和当代意味．试图把握批评理论潜在的研究策略。

简介：

简介：岳珂（1183—1243年），南宋文学家、史学家，字肃之、了山，号亦斋、东几、倦翁、棠湖翁，相州汤阴（今属河南）人，侨居九江；是抗金名将岳飞之孙，敷文阁待制岳霖之子；历官承务郎监镇江府户部大军仓，知嘉兴府，户部侍郎，淮东总领兼制置使，权户部尚书、淮南江浙荆湖制置茶盐使兼守当涂等。岳珂著述甚富，传

简介：摘要《报任安书》是千古流传的名篇，但是在实际的语文教学活动中，学生似乎不感兴趣，本文对这篇文章内容进行深度解构，找寻其内在的、不易为人所发现的美感，从而加深学生对文本的理解。

简介：论及中国新文学的发生，“新青年派”同仁围绕《新青年》杂志所进行的一系列原创性工作为我们提供了确切的证词。这从《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和《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中可以略见一斑。洋洋十卷本的“大系”不必一一列举，单说《建设理论集》所收录的关于文艺意识或说文学观念的定位目次，算起来就有50篇，而且这还是经过编纂者胡适精心遴选的。必须看到，关于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发生、发展以及流变的资料编选，并不止一个版本。

简介：近些年来“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范式逐渐成为探究的话题，虽然系统研究者不多而且滞后于其它学科，但将视野从客体转向主体及其研究模式毕竟是逐渐深入的体现。必须指出的是，不少探讨仍旧囿于既有的文学史观视野，对方法论、思维模式、参照系统等探究的学术史意义缺少充分的认识和理论自觉。这其中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年）中提出的“范式”（paradigm）理论影响较大，学者们在借鉴时虽能注意到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不同，但对其内在缺陷认识不足。“范式”理论把研究的重点从知识体系转向研究主体，注意到了范式选择的社会性，强调研究不能脱离研究史以及一段时期内研究的稳定性和内在制约性。

简介：斯宾诺莎是最伟大的犹太教哲学家之一，罗素称赞他是伟大哲学家忠人格最高尚、性情最温厚可亲的，按才智讲，有些人超越了他，但是在道德方面，他是至高无上的。

简介：一种新的思想形态或认知范式的形成和发展,与经典文本的理解与诠释密切相关。具体落实到两宋新儒学的领域,作为先秦儒学在宋代发展的关键时期,北宋这一阶段新儒学经典诠释行为的内在机制值得我们深度发掘。作为一个以诠释者为主体的诠释形态,北宋新儒学具备了符合逻辑理性与形上存在的设定这两个有效性的构成要素。对于北宋新儒学经典诠释内在机制的考察,一方面回答了＂一种有效的经典诠释形态应该具备哪些构成要素＂这个问题,另一方面也为当代儒学的现代转型提供了若干可以参考的进路。

简介：通过阳明心学与汉纳·鄂兰心性论的对照研究,可以看出两者都是强调内向探索和外向探究之间的差别。两者在探讨内向探究时,遇到似乎相同的困境,即内向探求的对象不属于可直接印证的外物,而是属于内在于人心之'物',而这一内心之'物'却难于言表。两者最大的差别在于汉纳·鄂兰不假设具有一种道德本质作为人的道德意识与道德行为的内在支撑,她认为思维活动的内心对话对于防非止恶具有积极的作用,汉纳·鄂兰更注重内心思维活动对道德行为的作用。而王阳明假设了一个道德本质,即'天理'或'性',这是具有本体论意义的概念,这一概念的提出为人的道德行为给予了先天保障。

简介：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使跨文化交流面临着急剧动荡的局面,文化传递的机制、规则的研究和约定也同时变得急迫起来,比较文学暨比较诗学的学术目的愈来愈明显地显示出它只有服从于这一现实性,才能获得跨文化解释的有效性.在这种情况下,叶维廉差异性的本土化和内在化的双向全识视角和异种繁殖的跨文化传递目的理论,将为国际比较文学和比较诗学的研究和实践提供极具操作性的指导.

简介：摘要

简介：＂东欧＂作为一个冷战时期形成的地缘政治概念,不仅意味着国际区域的划分,更包含着特定的政治、历史和文化内涵。自上世纪90年代初东欧剧变后,国际政治意义上的＂东欧＂或许逐渐被＂中欧＂或＂巴尔干欧洲＂所取代,但作为历史和文化意义上的＂东欧＂仍有其特殊的意义,中外文学关系视野中的＂东欧＂当属后者。近代以来的东欧虽分属不同的国家,但从地缘政治、历史遭遇到文化传统,都有着明显的相似和关联性。相似的民族处境、历史体验、文化性格及其在文学中的表现,对于在列强压制和侵占下获得民族意识的觉醒、并在学习和反抗西方的矛盾中艰难走向独立和现代化的中国而言,不仅具有特殊的认同价值,更伴随了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