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正>数人犯罪的核心问题是确定正犯,台湾学者许玉秀指出:"确定了正犯,共犯相对地就确定了,也解决了正犯与共犯有无必要区分的问题。"[1]在德、日刑法中,明确规定了正犯、教唆犯和帮助犯,共犯体系以正犯为中心。我国《刑法》明文规定了主犯、从犯和胁从犯,主犯是我国共犯体系的核心。虽然我国《刑法》没有明确规定正犯,但是讨论正犯问题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首先,主犯、从犯的认定主要解决共犯人的量刑问题,但是量刑的前提是解决共犯人的行为定性问题,而对共犯人的行为准确定性需要深入研究正犯概念。其次,德、日刑法中正犯概念日益实质化,出现了正犯主犯化

简介：间接正犯的正犯性问题是间接正犯理论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围绕此问题，各国刑法学者众说不一，提出了各种不同的学说。本文拟对其中有代表性的学说进行介绍，然后逐一评析，以期能对进一步研究间接正犯的正犯性问题有所裨益。

简介：间接正犯是随着刑法理论发展而出现的问题,如同补丁一样弥补客观主义关于共同犯罪理论的漏洞,因而其不仅为主观主义刑法理论所不屑,而且在客观主义刑法理论中地位也一直飘忽不定.间接正犯的地位应仅限于弥补客观主义共犯从属性理论的不足,在共同犯罪的理论中加以论及较为恰当.因此,在论述间接正犯的含义、性质时应紧扣其地位,不能任意扩大其范围.

简介：义务犯是一种有别于支配犯的独立正犯形态。义务犯之义务是一种专属于义务主体的积极义务,该义务未必是来自于刑法之外的先刑法义务。一方面,义务犯具有独特的理论价值：一是能够克服传统理论对身份犯处理的误区,并赋予身份性构成要件以特殊的地位;二是弥补传统支配犯理论在处理不作为犯上的不足,并为解决不作为犯中的理论难题提供完善的解决方案。另一方面,为了防止义务犯走向过度保护法益的消极面,也要对义务犯的适用空间进行合理限缩。

简介：间接正犯的利用行为有的也是利用他人的错误即利用他人无过失行为,　　（一）利用人的错误　　因为间接正犯不同于一般的正犯,　　三 间接正犯之错误的类型及处理　　由于间接正犯涉及利用人和被利用人的复杂混合行为

简介：德、日、韩等国家的共犯论体系是以正犯为中心建立起来的,共犯是以正犯为其前提的概念.刑法以分工分类法对共犯人进行分类,正犯不仅是其中的核心概念,也是共同犯罪定罪、量刑的中心.因此,在共犯论中,最基本的问题便是怎样区分正犯与共犯.在我国的刑法理论中,并没有正犯概念,我国刑法将参与共同犯罪的行为人分为组织犯、主犯、从犯、胁从犯和教唆犯.有关正犯与共犯的区分问题,在我国的刑法理论界,有规范性实行行为说和实质客观说之争,虽然重要作用说具有相对合理性,但是,在共犯论体系不同的语境之下,探讨两者的区分,可谓无奈之举.这一问题的根本解决,最好是在修订刑法条文时,规定相关条款.

简介：个别化说的存在——要根据间接正犯的具体情况来判断依利用者行为抑或被利用者行为为实行行为的着手,将利用者的利用行为看作间接正犯实行着手前的行为(预备行为)是完全可以的,即间接正犯的实行行为=利用者的危险诱致行为+被利用者的行为

简介：<正>目次一、间接正犯概述二、间接正犯行为媒介类型的具体分析三、间接正犯成立范围的限制一、间接正犯概述间接正犯(指称人的德语表述是MittelbarerT(?)ter,指称犯罪形态的是mitteibareT(?)terschaft),是指以利用他人作为"犯罪工具"(Werkzeug)来实现犯罪的人或犯罪形态。在间接正犯情况下,行为支配的先决条件是,整个

简介：<正>近现代以来,世界各国为了处理犯罪参与现象,在立法和学说中发展出了各种立法形式与犯罪参与体系,归纳起来大致可以为区分正犯与共犯(教唆犯、帮助犯)的区分制(Differenzierungssystem)与不区分上述参与形态的单一制(Einheitssystem)两大类。所谓区分制,是指在法律条文之中,不仅就犯罪之成立在概念上区分为"正犯"和"共犯"(教唆犯和帮助犯),而且在刑罚评价上对两者也加以区分的体系。采用这一体系

简介：犯罪共同说因其要求须在同一犯罪构成内成立共同犯罪和共同正犯,笔者认为实行共同正犯与共同正犯是同义语,我国刑法理论通说认为正犯就是实行犯

简介：对于最终没有实行犯罪行为的参与共谋者，应如何承担刑事责任，存在很大争议；不应一般性地承认共谋共同正犯，而应将“共谋”的共同参与区分为支配型共谋与对等型共谋，相应确定不同的参与人类型。德国学理和判例创立“正犯后正犯”法范畴，并运用基于有组织的权力机构的“组织支配”解释间接正犯性，通过展现德国该问题域的实践进路、理论论争和最新发展，为中国语境下解释组织支配和寻求处理支配型共谋的中国路径提供经验图景。

简介：当正犯产生具体事实认识错误时,对于共犯的归责应当以刑法谦抑性的理念为指导,坚持共犯从属性说,先对正犯的行为予以归责,在此基础上将正犯行为的违法事实归属于共犯。当正犯出现具体事实认识错误时,对正犯本身的归责应采具体符合说。对教唆犯则应当予以不同的类型化认定。当正犯的行为对象是不特定的时候,教唆犯与正犯在主观上均成立故意。当正犯的行为对象是特定的时候,具体应当分为两种情形:一是当正犯成立故意时,共犯应当被认定为过失;二是正犯与共犯在主观上均被认定为故意。此外,对于教唆自杀和帮助自杀的特殊情形,尽管其不同于从正犯到共犯的一般归责逻辑,但也应当根据具体事实,参照正犯与共犯的归责逻辑,分为不同的情形对其予以类型化地认定。

简介：<正>一、前言(一)分歧的定义台湾地西I)现行的"刑法典"虽然对于"间接正犯"(mittelbareT(?)terschaft)这种正犯类型未设明文规定,但学说及实务长久以来均几乎一致地认肯此一概念。尽管如此,翻开台湾地区内的刑法教科书,却可发现大家对于间接正犯这个概念所下的定

简介：<正>我国《刑法》第25条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两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但是,这仅仅是一个形式规定,无法揭示共同正犯之实质处罚根据。比如,"在复行为犯的情况下,分担的共同正犯所分担的是数个行为,可谓数行为之分担。尤其是在数行为之分担的情况下,似乎各共同犯罪人都实施了单一的犯罪,例如在抢劫罪中,一人使用暴力将事主

简介：为解决“谋而未行”者的刑事责任问题，日本刑法在判例和理论的共同作用下创设了共谋共同正犯概念，并且在日本改正刑法草案第27条规定：“二人以上谋议实行犯罪，共谋人中的某人基于共同的意思而实行犯罪的，其他共谋人也为正犯。”

简介：统一正犯体系以扩张正犯概念为前提,不作正犯与共犯之间的区分,如此做法,能化解德、日区分制体系下正犯与帮助犯之界限、教唆犯与间接正犯之界限、过失共犯等诸多难题;且从外观表现上,显得更为经济、便利,逻辑上亦更为通畅。但其在着手之标准、特定参与类型的除罪化、量刑事由等方面也面临一定的困难。

简介：共犯具有对正犯的从属性,这是二元区分制理论的立足点。而正犯包括直接正犯与间接正犯,因此,共犯具有对直接正犯或间接正犯的从属性是理所当然的结论。但是,在既存在直接正犯又存在间接正犯即所谓"正犯后的正犯"[1]的场合,共犯究竟是对直接正犯还是间接正犯具有从属性呢?如甲、乙得知B在丙的帮助下准备于特定的夜晚埋伏在A经常散步的偏僻处将A射杀。于是甲教唆A利用B的行为将仇人C杀死,乙顺手把自己的手机给了A,而A产生杀死C的故意后,使用乙的手机给C发了假消息(以C恋人的名义),试图将其引诱至该场所,但C因为临时有事而未能出现在现

简介：从立法论上主张过失共同正犯，必须消除刑法文本障碍，取消现行刑法第25条关于共同故意犯罪的限制；过失共同正犯不存在主观要件障碍，违反特定的共同注意义务就是共同实行的意思表示；过失共同正犯不存在责任分配障碍，采用“部分实行全部责任”原则是实现罪刑均衡的具体要求。

简介：关于受贿罪的共同正犯，我国司法实践从“特定关系人”的角度进行判断并不合理；通说立场下论争往往拘泥于形式客观说，难以展开深入的探讨，应当从实质的共犯论的角度来讨论受贿罪的共同正犯问题。在否定无身份者可以构成身份犯的共同正犯观点的背后是义务犯的思想，然而义务犯本身有诸多不合理之处，不应当采纳。立足于法益侵害说和因果共犯论，在正犯论上采取重要作用说，在此基础上就可以肯定无身份者可以构成身份犯的共同正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国家工作人员指使单独收受贿赂或者与国家工作人员共同收受贿赂的，应当构成受贿罪的共同正犯。

简介：一、引言所谓结果加重犯之共同正犯，概指二人以上基于共同实行的意思，共同实施作为基本犯罪的实行行为，其中部分人的行为引起了重结果的场合，全体参与人就成为该重结果的共同正犯。诸如，甲、乙二人共谋抢劫丙之财物。由甲施以暴力压制丙之反抗，由乙取得丙之财物，丙却因甲之暴力行为而死亡。在此。如若承认结果加重犯之共同正犯，则甲、乙成立抢劫罪（致人死亡）之共同正犯；反之，则甲成立抢劫罪（致人死亡），而乙仅得成立抢劫罪，即就致人死亡这一加重结果，甲、乙并不成立共同正犯。